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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北海市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奖励办法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9:49:16  浏览:9895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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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北海市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奖励办法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北海市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奖励办法的通知

北政办〔2010〕12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管委会,市直各事业、企业单位:

《北海市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奖励办法》已经市十三届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北海市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表彰和激励我市运动员、教练员在国内外重大体育比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进一步调动广大体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国家体委、人事部《关于印发<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体人字〔1996〕314号)的规定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奖励办法的通知》(桂政发〔2005〕66号)的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内外重大体育比赛系指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奥运会)、世界杯、世界锦标赛(以下简称世锦赛)、亚洲运动会 (以下简称亚运会)、亚洲锦标赛(以下简称亚锦赛)、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全运会)、全国锦标赛(以下简称全锦赛)、全区运动会(以下简称区运会)。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培养并输送的北海籍运动员、教练员(上一级体育部门确认的输送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
  第四条 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的奖励应根据比赛成绩并结合政治思想、赛纪赛风等方面的情况综合评定。
第五条 运动员名次奖:
(一)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1—5名,分别奖励人民币30万、20万元、10万元、8万元、5万元;
(二)运动员在世界杯、世锦赛、亚运会、全运会上获得1—5名,分别奖励人民币10万元、5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
(三)运动员在亚锦赛、全锦赛上获得1—3名,分别奖励人民币2万元、1万元、0.6万元;
(四)运动员在全区运动会上获得1—3名,分别奖励人民币0.5万元、0.3万元、0.2万元;
(五)运动员每多获得1项奖励,按该项奖励标准增发1份
奖金;
(六)集体项目和团体(组)项目的非主力队员,按主力队
员奖金的60%给予奖励。
第六条 教练员奖励:
(一)教练员(现任教练员和输送教练员)所培训的运动员获得奖励名次的,现任教练员获得奖金与获奖运动员的奖金相同,输送教练员按获奖运动员的奖金50%发给。
(二)个人项目的教练员按获奖运动员奖金标准发给1份奖金。
(三)团体(组)项目的教练员按获奖运动员奖金标准发给1至2份奖金。
(四)集体项目的主教练按获奖运动员的奖金标准发给1份奖金,助理教练按主教练奖金的60%发给。
第七条 对在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比赛中获得前3名,区运会比赛中获得第1名的北海籍女运动员、女教练员,由北海市妇联分别授予北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第八条 对直接为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做出贡献的有功单位和人员(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按照运动员、教练员奖金总额的10%给予奖励。对直接为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做出贡献的有功机关事业单位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按照现行奖励政策实施奖励。
  第九条 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单位和人员的奖金申报工作和行政奖励申报工作,由北海市体育局按规定办理,报北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参加残疾人运动会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奖励,参照本办法执行。奖励申报工作,由北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办理。
第十一条 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奖励,参照本办法按全运会的奖金金额的50%执行。奖励申报工作,由北海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中所有奖金均为含税。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主题词:体育 奖励 办法 通知
───────────────────────────
抄送:市委各部门,北海军分区,驻市部队,武警北海支队,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北海海事法院。
各民主党派北海市委会,市工商联。
───────────────────────────
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年6月11日印发
───────────────────────────
(共印120份)
内容概述:北政办〔2010〕12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管委会,市直各事业、企业单位: 《北海市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奖励办法》已经市十三届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

内容全文


内容全文

北政办〔2010〕12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管委会,市直各事业、企业单位:

《北海市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奖励办法》已经市十三届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北海市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表彰和激励我市运动员、教练员在国内外重大体育比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进一步调动广大体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国家体委、人事部《关于印发<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体人字〔1996〕314号)的规定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奖励办法的通知》(桂政发〔2005〕66号)的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内外重大体育比赛系指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奥运会)、世界杯、世界锦标赛(以下简称世锦赛)、亚洲运动会 (以下简称亚运会)、亚洲锦标赛(以下简称亚锦赛)、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全运会)、全国锦标赛(以下简称全锦赛)、全区运动会(以下简称区运会)。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培养并输送的北海籍运动员、教练员(上一级体育部门确认的输送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
  第四条 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人员的奖励应根据比赛成绩并结合政治思想、赛纪赛风等方面的情况综合评定。
第五条 运动员名次奖:
(一)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1—5名,分别奖励人民币30万、20万元、10万元、8万元、5万元;
(二)运动员在世界杯、世锦赛、亚运会、全运会上获得1—5名,分别奖励人民币10万元、5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
(三)运动员在亚锦赛、全锦赛上获得1—3名,分别奖励人民币2万元、1万元、0.6万元;
(四)运动员在全区运动会上获得1—3名,分别奖励人民币0.5万元、0.3万元、0.2万元;
(五)运动员每多获得1项奖励,按该项奖励标准增发1份
奖金;
(六)集体项目和团体(组)项目的非主力队员,按主力队
员奖金的60%给予奖励。
第六条 教练员奖励:
(一)教练员(现任教练员和输送教练员)所培训的运动员获得奖励名次的,现任教练员获得奖金与获奖运动员的奖金相同,输送教练员按获奖运动员的奖金50%发给。
(二)个人项目的教练员按获奖运动员奖金标准发给1份奖金。
(三)团体(组)项目的教练员按获奖运动员奖金标准发给1至2份奖金。
(四)集体项目的主教练按获奖运动员的奖金标准发给1份奖金,助理教练按主教练奖金的60%发给。
第七条 对在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比赛中获得前3名,区运会比赛中获得第1名的北海籍女运动员、女教练员,由北海市妇联分别授予北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第八条 对直接为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做出贡献的有功单位和人员(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按照运动员、教练员奖金总额的10%给予奖励。对直接为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做出贡献的有功机关事业单位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按照现行奖励政策实施奖励。
  第九条 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有功单位和人员的奖金申报工作和行政奖励申报工作,由北海市体育局按规定办理,报北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参加残疾人运动会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奖励,参照本办法执行。奖励申报工作,由北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办理。
第十一条 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奖励,参照本办法按全运会的奖金金额的50%执行。奖励申报工作,由北海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中所有奖金均为含税。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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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陕西省实施〈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办法》的决定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陕西省实施〈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办法》的决定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4号
  

现发布《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陕西省实施〈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办法的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程安东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陕西省实施〈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办法》的决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的决定》,省人民政府决定,对《陕西省实施〈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修改为:“凡本省境内1949年10月1日以后出生,年满15周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公民,除不具备接受扫除文盲教育能力的以外,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均有接受扫除文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止和妨碍扫除文盲教育工作”。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对丧失学习能力者的鉴定,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进行”。



二、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扫除文盲工作的管理和指导。主要职责是:对本辖区1949年10月1日以后出生,年满15周岁以上公民的文化状况进行普查建档,负责协调扫盲规划和实施办法;健全扫除文盲和扫除文盲后继续教育机构,配备必要的人员,培训专职工作人员和教师;编写教材和读物,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布置检查扫除文盲工作,组织交流经验、表彰先进等活动”。



三、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县(市、区),由省人民政府组织验收,定期复查;乡(镇)、街道,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组织验收,定期复查;企业、事业单位,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验收。对验收合格的发给《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证书》”。



第三款修改为:“凡已经达到扫除青壮年文盲标准的单位,要继续扫除剩余文盲。全省十五周岁以上人口中的文盲率必须控制在百分之十以下”。



四、第十一条修改为:“个人脱盲标准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和检查验收办法,按省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陕西省扫除文盲标准和检查验收办法》执行”。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陕西省实施〈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陕西省实施《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办法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省人民政府发布,根据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陕西省实施〈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提高全省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和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本省境内1949年10月1日以后出生,年满十五周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公民,除不具备接受扫除文盲教育能力的以外,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均有接受扫除文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止和妨碍扫除文盲教育工作。



对丧失学习能力者的鉴定,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进行。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扫除文盲工作的统一领导,制定本地区的规划和措施,组织有关部门和团体按规划完成扫除文盲任务。



城乡基层单位的扫除文盲工作,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单位行政领导负责。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积极协助组织扫除文盲工作。



第四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扫除文盲工作的管理和指导。主要职责是:对本辖区1949年10月1日以后出生,年满十五周岁公民的文化状况进行普查建档,负责协调扫盲规划和实施办法;健全扫除文盲和扫除文盲后继续教育机构,配备必要的人员,培训专职工作人员和教师;编写教材和读物,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布置检查扫除文盲工作,组织交流经验、表彰先进等活动。



广播电视部门负责组织扫除文盲的舆论宣传工作。



农业、林业、乡镇企业部门负责组织安排本系统基层干部和专业人员参与扫除文盲和扫除文盲后继续教育的办学活动,为结合扫除文盲开办实用技术培训提供师资和教学。



文化部门负责组织利用县、乡、村文化设施,为基层扫除文盲班提供各种阅读、视听材料;结合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宣传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工作。



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社会团体,各尽所能,协助政府组织开展扫除文盲工作。



第五条 扫除文盲应与普及义务教育统筹规划,同步实施,并与扫除文盲后继续教育相互衔接。



第六条 扫除文盲教育要力求做到把识字学文化与学习实用技术结合起来。



第七条 扫除文盲工作应当灵活多样,注重实际效果。要利用当地学校、文化馆(站),各类技术推广(服务)站等设施,本着“闲时多学、忙时少学”的原则,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办班或划分小组、包教包学、巡回教学等形式进行教学活动。



第八条 扫除文盲的教师由乡(镇)、街道和企业、事业单位聘用。聘用时应签订承包合同,确定合理报酬。



要动员和组织学校教师、机关工作人员、离退休职工和回乡知识青年承担扫除文盲教学任务,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文盲较多的地方,可由教育行政部门配备专职的扫除文盲教师。



第九条 扫除文盲工作实行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领导负责制。



村民(居民)委员会可以通过订立乡规民约,督促文盲、半文盲接受扫除文盲教育。



第十条 扫除文盲工作实行考核验收制度。接受扫除文盲教育的人员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所在企业、事业单位组织考核。对达到脱盲标准的发给《脱盲证书》,并报县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县(市、区),由省人民政府组织验收,定期复查;乡(镇)、街道,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组织验收,定期复查;企业、事业单位,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验收。对验收合格的发给《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证书》。



凡已经达到扫除青壮年文盲标准的单位,要继续扫除剩余文盲。全省十五周岁以上人口中的文盲率必须控制在百分之十以下。



第十一条 个人脱盲标准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的检查验收办法,按省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陕西省扫除文盲标准和检查验收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对按期完成扫除文盲任务的地区和单位,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三条 扫除文盲工作所需经费,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企事业单位采取以下办法筹集:



(一)从农村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中,安排百分之五以上的经费用于农村扫除文盲教育;



(二)企业、事业单位的扫除文盲教育经费,在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



(三)各地扫盲人员的工资和师资培训、编写教材、表彰奖励等项费用,在各级教育经费中列支;



(四)鼓励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自愿为扫除文盲和扫除文盲后继续教育资助费用;



(五)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列支一部分专款,作为扫除文盲和扫除文盲后继续教育的经费。



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制订经费使用办法,务使经费使用同扫盲效果挂钩,防止乱支滥用,挪作它用。



第十四条 各地区行政公署和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国务院《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和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方案和措施。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陕西省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法律与文学”:主旨、方法与局限

胡水君

  “法律与文学”被认为是近30年来出现于北美和英国的最令人兴奋的跨学科理论研究,也被认为是西方“后现代法律运动”的重要一支。其文学视角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为西方法学及其案例教学带来了挑战,增添了活力。

  “法律与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怀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一书,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小说、散文、童话、新闻报道等)中的法律问题;法律、文学与解释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的交叉研究,这主要是将文学批评与解释学适用于法律领域;法律、文学与正义、伦理、惩诫、压迫等的关系,这侧重于对法律、文学的背景分析;法律对民间文学等作品的保护和管制等。因之,“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如下观点:法律与文学紧密联系,二者都涉及解释、叙事、阅读、书写、表达,都是语言、故事、人类经验的交汇之所,作为特定文化世界的话语共同体的语言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可以将文学带入到对法律和秩序的属性、正义与非正义、法律的人文背景等问题的研究,文学研究有助于法律伦理属性的研究,文学思想与实践为法律中的人文主题提供了洞见;运用文学手法,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人们一般习惯于将“法律与文学”分为两支:“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前者着重于对小说和戏剧中的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后者则运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来帮助阅读和解释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主要包括宪法、制定法、审判和行政规则、判决意见等),这有时也被人称为“法律中的文学”。

  “文学中的法律”将文学名著看作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和修辞的媒介,其倡导者认为,文学名著有助于理解一般性的法律问题,如复仇、罪、罚等;莎士比亚、狄更斯、卡夫卡、加缪等人的法律小说也是律师和法官们良好的读本,它们有助于增强法律家的“法律文学感”。有人说,“在一名律师或者一名法律系学生阅读了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之后,他就不再会对在桌间穿梭的当事人完全冷漠或‘客观’了”。威斯伯格(R.H.Weisberg)也说,“关于法律的小说……特别是‘法律程序小说’,是通往人类理解的道路。”威斯伯格尤其善于通过加缪、卡夫卡、陀斯妥夫斯基等人的现代小说来分析法律,他的《语词的失败》(1984)是运用文学名著方法的范本,在他看来,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最好的伦理描述,也向我们提供了政府专制的重要教训。他还提出了“诗伦理学”(poethics)概念,他说,“文学是我们以一种伦理的方式了解法律的一种活生生的、可以接受的媒介”,借助文学来理解法律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法律的诗学方法和阅读的诗伦理学”,“诗伦理学,在其关注法律交流,关注那些被视为‘他者’的人群方面,试图重新激活法律的伦理要素。”魏斯特(R.West)也曾经利用卡夫卡的作品来批评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她借卡夫卡的《审判》指出,卡夫卡描绘了现代社会中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体的异化等伦理问题,这些是远远不能用纯粹科学分析来说明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者在这一点上无疑太过“乐观”,太过理性了。

  “作为文学的法律”将法律视为同任何其他文学故事一样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故事,其倡导者主张运用更为广泛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法律文本、考察法律样式同法律修辞学的属性,这实质上是将文学理论和文学分析的技巧和方法适用于法律,因之,语言、文学批评手法以及解释方法的运用尤其受到了重视。诸如“讲故事”、修辞学、隐喻、寓言以及叙事等都被广泛运用到了法律领域。作为“讲故事”的书写与作为“科学”的书写针锋相对,通过讲述基于个人切身经验、虚构的故事乃至奇闻逸事,人们可以描述一种有可能获得读者认同(或者让其摸棱两可)的共同经历,让人们洞察为法律的权威性文本所忽略的一些方面,并在法律话语中穿插一些没有在法律的官方故事中被提到的人群的视角,从而揭示现代法学的普遍“思想形式”。此外,法律解释也被认为是文学解释的一个特定种类,解释方法以及法律文本的意义也得到了关注。目前,解释方法在宪法学界尤为流行,费什(S.Fish)、费斯(O.M.Fiss)、列文森(S.Levinson)等都是运用这一方法的代表。解释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如下问题:法律解释能否超出作者原意?基本的文学解释方法能否被用来发现法律研究的最好解释框架?为了发现法律文本的复杂性,是否需要目的开放的道德解释准则?有法律批评家在运用解释方法时对法律文本的官方解释提出了挑战,他们鼓励读者通过质疑法律文本的权威而发现新的意义和解释,例如,费什就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拥有共同的社会和审美习惯的“解释共同体”所创造的,解释共同体的传统和习惯实际上对文本的意义起了作用,读者群构成了文本的权威之源,而法律的官方解释则是在“法律话语”的语境下进行的。总体来说,“作为文学的法律”十分看重语言、修辞艺术和解释方法,并且主张老师和学生都应当对各种文学理论有所了解,以便日后在做律师时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义。

  当然,“法律与文学”的上述两种划分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格,事实上,二者都重视文本的意义以及文学理论的运用,要将二者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人指出,“法律与文学”经历了一个从“文学中的法律”的本质主义到“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反本质主义的转向,但严格区分二者无疑是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在怀特看来,作此区分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卡夫卡曾经把法律学习比作吃锯木屑,看来法律的学习远不是一件容易而有趣的事。而“法律与文学”兴起的一个原因正在于使法律教学成为一种轻松而有意思的事情。同时,“法律与文学”的兴起也很难说与西方文艺理论的繁荣、英美国家的判例法传统(律师和法官在这一传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及后现代思潮没有关系。而“法律与文学”能够崛兴的最要紧的条件或许还在于法律与文学之间的联系,贝尔(C.Bell)曾经提到法律与文学的如下联系:文学名著很多都与法律、法律制度相关;解释问题对文学和法律批评与研究都很重要;法律家和文学家都知道语言和修辞的用处;法律(如关于淫秽作品的法律、版权法等)通过各种形式对文学作品予以管制。这些联系在波斯纳(R.Posner)的《法律与文学》(1988/1998)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明。但波斯纳始终没有忽视法律与文学的差别,他认为法律在小说中完全是补助性的,小说主要想说明的并不是法律,因此,必须把“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小说对“人类处境”的关怀区分开,他告诫世人:“最好不要将成文法理解为文学作品,而应将之理解为一种命令。”就此而言,法律与文学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别正构成了这一运动向外扩展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