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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进城务工就业问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也为促进农民工的合理流动，采取了多种措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当前在一些地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仍然受到一些不合理限制，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拖欠克扣工资、乱收费等现象严重。同时，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使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等工作面临新的问题。为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管理和服务，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认识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不仅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维护城乡社会稳定。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认识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工作的重要意义，把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强化政策引导，切实加强领导，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各项工作。

二、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不得干涉企业自主合法使用农民工。要严格审核、清理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手续，取消专为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逐步实行暂住证一证管理。各行业和工种尤其是特殊行业和工种要求的技术资格、健康等条件，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应一视同仁。

在办理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和企业用工的手续时，除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收取的证书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严禁越权对农民工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各级物价、财政部门要严格检查、督促落实，防止变换手法继续向农民工乱收费。

要严格执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规定，不得将遣送对象范围扩大到农民工，更不得对农民工强制遣送和随意拘留审查。

三、切实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要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及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内容。其中有关劳动报酬的条款，应明确工资支付标准、支付项目、支付形式以及支付时间等内容。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农民工享有《劳动法》规定的各项权利。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大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监督检查力度，及时受理劳动合同纠纷。对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采取欺诈和威胁等手段签订合同，以及不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要责令其纠正；对农民工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要责令其进行赔偿；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用人单位必须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农民工工资，不得以任何名目拖欠和克扣。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对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要责令其及时补发，不能立即补发的，要制定清欠计划，限期补发。对恶意拖欠和克扣工资的企业，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严肃处理。企业在依法破产、清偿债务时，要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把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纳入第一清偿顺序。

各级建设、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要重点做好对建筑施工企业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严厉打击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因建设单位拖欠施工企业工程款，致使施工企业不能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的，要追究建设单位的责任；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要追究施工单位的责任。

四、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生产安全和职业病防治问题。使用农民工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要求，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设施、劳动保护条件及职业病防治措施。从事矿山、建筑和危险物品生产经营作业的农民工上岗前必须依法接受培训。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生产安全监察工作力度，严防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要做好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的工作。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要严格追究事故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并保证在事故中受到损害的农民工依法享有各项工伤保险待遇。

要关心农民工的生活，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卫生部门要做好农民工的计划免疫和健康教育工作，建立农民工集中居住地的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检查制度，严防发生群体疫病传染和食物中毒事件。用人单位为农民工安排的宿舍，必须具备一定的卫生条件，并保证农民工的人身安全。在农民工居住较集中的地段，当地政府应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改善公共交通和环境卫生状况。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等具体办法，帮助他们解决务工就业期间的医疗等特殊困难。

要认真贯彻落实《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依法保护女工的合法权益。严厉惩处各种污辱农民工人格、侵害农民工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

五、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把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结合实际，制定专门的培训计划，提高农民工素质。流出地政府在组织劳务输出时，要搞好农民工外出前的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要充分利用全社会现有的教育资源，委托具备一定资格条件的各类职业培训机构为农民工提供形式多样的培训。为农民工提供的劳动技能性培训服务，应坚持自愿原则，由农民工自行选择并承担费用，政府可给予适当补贴。用人单位应对所招用的农民工进行必要的岗位技能和生产安全培训。劳动保障、教育等有关部门要对各类培训机构加强监督和规范，防止借培训之名，对农民工乱收费。

六、多渠道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

要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流入地政府应采取多种形式，接收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入学，在入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乱收费，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要酌情减免费用。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兴办的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的扶持，将其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和体系，统一管理。简易学校的办学标准和审批办法可适当放宽，但应消除卫生、安全等隐患，教师要取得相应任职资格。教育部门对简易学校要在师资力量、教学等方面给予积极指导，帮助完善办学条件，逐步规范办学，不得采取简单的关停办法，造成农民工子女失学。流入地政府要专门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农民工子女就学工作。流出地政府要配合流入地政府安置农民工子女入学，对返回原籍就学的，当地学校应当无条件接收，不得违规收费。

七、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

流入地政府要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部门要及时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在现居住地办理暂住户口登记和暂住证。使用农民工的单位和农民工现居住地的社区组织，要实行治安管理责任制，密切配合公安机关对农民工进行遵纪守法教育，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农民工的违法犯罪行为。要把农民工及其所携家属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妇幼保健、卫生防病、法律服务和治安管理工作等，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应的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严格禁止向用工企业和农民工摊派。要运用多种形式，特别是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引导社会正确对待和尊重农民工，鼓励他们自律自重，积极向上。

流出地政府要主动做好对外出就业农民的管理，向流入地政府通报有关农民工身份、计划生育、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真实信息。要贯彻中央关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政策，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不得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就业农民的承包地。支持和鼓励外出农民工自愿、依法、有偿转让承包地使用权，保护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要严格执行国家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不得在规定承担的有关税费外，向外出务工的农民加收其他任何费用。

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涉及多个方面，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制定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具体管理办法和服务措施。近期，要集中对涉及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规定进行清理，并针对克扣和拖欠工资等突出问题组织一次专项检查，确保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

2003年1月5日
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

宜黄县人民法院 肖文军


总述：诉讼制度与诉讼法的改革（三个审判关系主体的改革）。
一、 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二、 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三、 改革诉讼代理制度，加强律师调查取证权。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大陆法系为基础，以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为框架的法律体系。由于两种不同法系间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冲突，决定了我国诉讼制度改革是复杂的过程。但不管怎样我国这种结构的诉讼制度经过九十年代后已经初步建成。
但这种诉讼制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如证据制度、庭审规则、强化合议庭及独任法官的职能、法院内部机构的调整等等方面的改革。以上提及的方面多有论述，本文所涉及的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着重于审判关系的三个主体：法官、检察官、诉讼代理人（律师）的改革与完善。我国的诉讼制度和诉讼法如能解决好审判关系的这三个主体所存在的问题，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甚至可以解决我国在诉讼制度改革中所遇到的其他问题。
一、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法官是审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主体，法官的改革涉及到诉讼制度的方方面面，法官的改革也必然是诉讼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明确法官的概念和职权。
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首先是围绕法官开始的，因此明确法官的概念就显得极为重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Judge（法官）定义为： public officer with authority to decide cases in a lawcourt（有权在法庭裁决诉讼案的公共官员）。这种解释清楚的表明法官应当在法庭上行使审判权的这一特征。我国《法官法》将法官的定义为：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这一概念过于含糊。《现代汉语词典》和《精编法学词典》都将法官的定义：法官是法院中审判人员的通称。这种法官定义很不完善，没有将法官必须在法庭行使审判权本质特征表述出，但这一解释恰恰是对我国现阶段法官最正确的解释。我国现在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碰到的许多难点就是因为法官这个审判关系最为重要主体的概念不清造成，就《法官法》而言区分法官与法院系统工作人员并不难，但现实中却很难区分，办公室、监察室、档案室、调研室等等工作人员不主庭，不行使审判权都被称为法官，具体表现在法院的工作人员多而办案法官少。法院的改革一方面面临着法官队伍庞大，积重难返的局面；另一方面面临着办案法官太少，法官队伍难以充实的尴尬的局面。法官概念不清，法官改革自然会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法官职责不明确。法院和法官的一些权力没有得到限制，如法官的调查取证权没有得到限制。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法官没有庭外调查权或主动调查权，就不能保证办案的质量、查清案件的事实，这种想法很奇怪，他的前提是建立在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当事人调查取证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在刑诉讼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使了国家侦查权，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证据不会比法官调查取证的更完善，因保留了这一权利，造成在民事审判中法官因取证不到或认为没有必要取证而被当事人认为法官办案不公。法官走出法庭调查取证如何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保证自己居中认证。事实上在三大审判中法官参与调查取证都将打破诉讼的“等腰三角形”结构平衡，法官调查取证是对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否定，法官走出法庭调取的证据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能保证自己居中认证。因此没有必要让没有侦查权的法官在庭外调取证据。当然为保障法官不走出法庭，还须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确保当事人各方都能收集到各种证据（本文第三部分将此进行阐述）。再如，由法院直接受理刑事自诉案。自诉案件的审理难易程度撇开不管（一些学者认为此类案件简单，无须侦查，大都适用简易程序，但实际此类案件是刑事审判中的难点），自诉案件的受案审查是实体性审查，是以被告人经审查构成了犯罪为立案条件的。这不仅与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发生了冲突，也是对我国９６年刑法确立无罪推定的否定。从以上两点，就应当排除法院直接受理自诉案件，更不要说此类案件，被告人多作无罪辩护，依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我国刑诉法第１７３条第（３）项（自诉案）中竟赋予法官弱化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的范围对象竟是公检机关，显然该条款有违宪的嫌疑。
我们要明确法官的改革不在于给法官增加职责，而在于明确法官的职责。法官的职责不明确，保留了些非法官职责的职责，而这种职责不能促进法官办案的公正与效率的作用，反而成为束缚法官的枷锁。从现实意义上说，限制法官的职责更有利于促进司法公下和提高司法效率，也更有利于法官的权威树立。
（二）、实现法官精英化。就我国现有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结构来看，实现法官精英化在现行法官体制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问题。在我国法官究竟是多了还是太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我身边说起，全院四十多名法官，办案法官只有十三名（刑、民1、民2、行、法庭）。这中多少能让人看到法官精英化的希望。但法官精英化不仅仅在于法官队伍（我国已对法官队伍精英化问题开始重视，故本文不在涉及），更在于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确认，如检察机关对法官的监督具体到个案的审理过程，甚至到与法官在某一个案对法律理解问题上行使监督权，在我国没有哪一机构象法院一样如此受约束；其次在我国司法最终裁量权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如法官无权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在《行政复议法》却赋予了上级行政机关的审查权，作为纠纷的最终裁量的法院却没有一级有此权限，这不能说是立法的遗憾，更为遗憾这都是建立在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怀疑基础上的，也使得法官不得拒绝裁判成为纯法学理论。我们在制定每部法律时，对行为人都是采取了“合理人”、“良家父”的标准。但我国在制定法律中关于法官的部分却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标准，而没有采取法官就是社会精英他的素质要高于一般行为人的标准。我们不反对权利的限制和监督，但要建立在高标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怀疑、否定的基础上的。如我国法律本身不能确认法官就是精英的话，那在这里谈法官精英化已无意义。梁慧星教授在一次授课后讲，没想到法官的素质要比想象的高出很多。梁教授在此前的想象，可能是我国立法者的想象，我们不否认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事实，但作为法律却应当确立法官精英化的精神和原则，先有法官精英化的立法，而后有精英化的法官。
（三）、树立法官权威。一国法官的权威决定了该国法治的程度，法官的权威就是法律的权威。法官的权威不是来自于法官的权力，而是来自于法官公正。在我国至今法官权威还没有在公众心中树立起来。究其原因有：一、法院和法官没有完全从行政机关脱离开，一府两院是一府下的两院，法官与公务员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分，这就是为什么法官办案过程中行政干扰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行政诉讼会陷入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要树立法官权威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费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说：“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职务行为本身就是公众批评的目标，他们多少又处在上司的影响之下，因此又怎能指望他们在个别人与当权者的抗争中做出公正的裁决呢？”（摘自《世界著名法庭论辨演说精粹》第97页）百姓即使胜了一场行政官司却再没有勇气去打第二场行政官司。二、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思想。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法官在自我评析时，对自己在办案中就案办案，考虑社会效果少进行了批判，这实际上就是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表现，直到现在报刊仍不乏这种论调，令人对法律界非常担忧。就案办案有何错，办案法官办案应以有效的证据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案件裁决的准绳，不应兼顾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否则必然会以牺牲法官的公正和正义为代价，且法律本身在制订时就已经将社会效果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了，不必法官在具体案件在另行考虑了，如要考虑的话，我想这部法律有问题，但即便是这样法官也必须绝对服从法律，但不是政策，如果法官在考虑社会效果，那他已或多或少的放弃了公正。当法官能超越外界的种种因素，自由的适用法律，谁还会怀疑法官在适用法律是否实现了公正。法官的权威自然能得到树立。
二、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在我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是支持公诉，二肩负着监督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检察官这种双重地位制度几乎使我国的诉讼制度改革毁于一旦，与我国在控辩式基础之上诉讼体系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因为检察官在诉讼过程既行使公诉权，又行使监督权（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的是行使监督权）。显然检察官在诉讼中如何行使他的权力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但这个矛盾最终却落在法官身上。一、这个矛盾是建立在法官在诉讼中必须有大量的各种因素的不公正而不是少量的怀疑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对法官整体素质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否则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是行使监督权就变得毫无意义，当然的还有一个推断就是检察官的素质要高于法官。二、检察官起诉的被告人，法官必须认定有罪，法官必须做有罪推定，即所谓“被告人进门三分罪”，这点已被现实的审判实践所证实——我国法院无罪判决占公诉案件的比例和（一些基层法院通行做法）无罪判决必须经过审判委员会研究就是很好的说明。三、当充任公诉人的检察官以法律监督者身份出庭，必将弱化自己作为控诉方所承担的支持公诉职能，我们如何能保证检察官的意识不会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当检察官的意识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并要求按他的意识给被告人公正的裁判，对已被告人而言已无公正可言，也正因如此我们一些法官热衷于法庭上调查犯罪、证明犯罪，甚至到法庭外去查证案件。这就使得控辩式诉讼两点最基本的要求：控辩双方均衡对抗、法官均衡裁判变得毫无意义。综上三点理由，我们必须重新明确检察官的地位，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审判关系中监督权仅仅与公民的监督权对等（如抗诉与之对应的上诉），仅是审判关系的一方主体，行使公诉权，即实现监督权与公诉权（公诉权中保留抗诉权）相分离。这一点也并未与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相悖。
三、改革诉讼代理制度，提高律师调查取证权。
（一）、我国的现阶段诉讼代理制度可用一个字来形容，“乱”，怎么乱都可以说。这其中原因在于我国三大诉讼法，我国三大诉讼法都没有排斥非律师进入诉讼，造成大量所谓法律工作者成为专业诉讼代理人。这些“专业诉讼代理人”不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不需要纳税，不受任何组织、任何职业道德的约束向公众提供法律和非法律方面的服务，一旦败诉，他便可以找出如司法腐败、法官素质过低等理由来解释。这些人不仅不会促进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官权威的树立。很难想象在这种诉讼代理制度体系下，我们的诉讼制度能够得到完善。我国应参照国外的立法，只允许律师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没有取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一律不得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进入庭审。有些人认为我国尚不具备仅由律师从事诉讼代理的条件，但这不应成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从事诉讼代理的理由。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可以从各方各面上促进诉讼制度改革，即是改革我们必须有所取舍，对于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二）、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点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它决定了在庭审中是否真正的实现了控辩式诉讼。但在我国律师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十分尴尬，主要表现在刑诉中，我国刑诉中仅仅规定了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收集的仅是材料而不证据，并未明确律师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这所以这样规定，大概是立法者认为一但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就等于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当然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是违宪的，但调查取证权不等于侦查权。如果将侦查要等同于调查取证权，那法院就可以永远不必受理自诉案件了，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向法院起诉的只有材料而没有证据。不仅是自诉案伯需要确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我认为这里的调查取证权应包含有律师有权知道案件所有在庭审中应当出示的证据材料。换句话说，在我国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discovery of prosecution’s evidence）。而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可以保证控辩双方的平衡，可以保证庭审中举证与辩护活动顺利进行，可以有效的提高司法效率。

主要参考书目：
１、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修正）实务全书》，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二版。
２、 王发荣、钱应学、朱应有、刘莉、王生今、刘开玉、张继红等主编：《中国民事审判学》，法律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８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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