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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并呈现出“量刑依附于定罪”的制度格局。当前，这种制度格局不仅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挑战和变革压力，而且已经不能承载与实现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作为中央政法机关推进的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追求公平正义、实现量刑均衡为目标的量刑程序改革早已经拉开了序幕，在量刑的公开性及公正性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我国传统的证明理论主要围绕定罪活动进行，对于定罪完成之后的量刑活动难以提供有效的支持，势必会影响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际效果。因此，量刑程序改革要以证据制度改革作为配套工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在区分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基础上，构建独立的量刑证据规则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概念

随着量刑程序改革的深入开展，将审判程序划分为定罪和量刑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后，整个案件的证据也可以根据证明事实的性质不同，大致划分为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

定罪证据是指能够证明对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确认与评判的根据。需要注意的是，不应将定罪证据简单地等同于犯罪证据，它不仅包括犯罪的基本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包括证明被告人无罪或尚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案件事实。

量刑证据是与定罪证据相对应的一类重要证据。它是指在行为成立犯罪的前提下，与犯罪行为或犯罪人有关的，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因而在量刑时从重、从轻或者免除刑罚时必须予以考虑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量刑证据可以分为定罪量刑混合证据和纯粹的量刑证据:一是定罪量刑混合证据，证明的是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量刑事实，如行为人的年龄、犯罪时间、地点和环境、犯罪手段、犯罪数额等，它们既是定罪证据又是量刑证据，在实践中很难明确地将两者区分开来。二是纯粹的量刑证据，证明的是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量刑事实。

二、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差别

在刑事审判活动中，由于定罪与量刑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不能将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绝对割裂开来。然而，在量刑程序改革的背景下，区分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总体看来，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具有以下差别:

(一)功能的差别

定罪证据适用于定罪活动，量刑证据适用于量刑活动。因为定罪活动与量刑活动的性质和目的不同，所以无论从实体还是程序角度的方面理解，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都存在着差异。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定罪环节用以解决被告人罪与非罪、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此罪与彼罪的问题，主要实现的是刑罚的惩罚功能，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量刑环节则是一项立足过去、面向未来的复杂工程，既要体现对犯罪人的报应观念，通过惩罚遏制犯罪，还要给予犯罪人再社会化的机会。与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相适应，定罪证据着眼于过去发生的犯罪事实，所遵循的最重要理念是无罪推定原则，并由此衍生“排除合理怀疑”等证据规则;与定罪主要立足于过去的案件事实不同，刑罚裁量必须同时考虑过去的案件事实和被告人未来可能对社会构成危险的证据，以确定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功能。

(二)范围的差别

定罪和量刑的事实依据不同，使得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范围有所不同。通常而言，定罪依据的事实包括构成犯罪的基本要素，那么定罪证据也应当与此具有关联性;量刑证据的范围比定罪证据更广泛，量刑的依据不仅包括定罪信息，还包括各种法定或酌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尤其是酌定量刑情节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这决定了量刑证据材料来源的广泛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教育刑理念的指引下，只有对犯罪人的工作、生活进行调查了解，才能明确犯罪人的犯罪原因，进而判断其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以品格证据为例，在定罪事实的查明过程中，由于被告人的不良品格与危害行为的实施没有必然联系，因而原则上禁止使用品格证据。在量刑环节，为了更好地对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不仅要考察被告人在犯罪前、犯罪时和犯罪后的情况，还需要考察与其品格相关的倾向性证据，如被告人的个人信息、教育背景、家庭状况、成长环境、职业情况、收入状况、心理健康情况、前科劣迹、人身危险情况以及回归社会的可能性等。

(三)规则的差别

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审查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必须遵守的一系列准则，其核心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为了防止司法人员在证明过程中的主观臆断，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就必须运用证据规则对于证据的取舍与运用进行约束。鉴于对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的证明统一于刑事诉讼中，大部分证据规则对两种证明有统一的规范要求，如免证规则、相关性规则、补强证据规则等。然而，从证明的角度来看，定罪环节与量刑环节对证据规则的运用存在较大差别。进入量刑阶段之后，由于被告人已经被确定为有罪，这时法庭考虑的重点是如何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不是定罪证明阶段的无罪推定原则。如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由此可见，在定罪程序中必须严格遵守的许多证据排除规则，在量刑程序中都可以得到突破，对证据的来源、形式、方式的限制较少，如品格证据、意见证据等都可能得到法庭的采纳。

三、构建独立的量刑证据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事实应依据证据认定，这是证据裁判原则最基本的含义。基于定罪与量刑不分的传统，我国目前的证据规则多数建立在定罪证据这一前提下，将定罪和量刑的证据规则相混同，这显然是不适当的。相对于严格的定罪证据规则，量刑证据规则从总体上来看略为宽松灵活，这种特征不仅表现在证据种类、取证方式上，而且表现在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诸多方面。

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作为证据法上的基本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迪恩茨提出，并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说和判例中得以发展，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理论及实践具有借鉴意义。通常认为，严格证明是指使用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经过法律规定的证明方式和程序进行调查的证明规则;自由证明则是指使用不一定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就可径直作出判断的证明规则。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对于定罪事实适用严格证明没有太大争议，而对于量刑事实应当适用何种证明方式，理论上的认识不尽一致。

笔者认为，应根据量刑事实的不同类型，采用不同的证明方式:一方面，对于定罪量刑混合事实以及法定量刑情节，应适用严格证明。即在证据种类、证据能力、调查方法等方面，应当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不论其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如“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准确地查明实体法上的定罪量刑事实是刑事诉讼中证明活动的首要目的，法律对各种证据设置了明确而具体的规范之后，法官在采信证据时就必须依法行事，从而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另一方面，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可以适用自由证明。我国已经存在对量刑事实进行自由证明的相关规定。例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庭审程序中，都拥有充分表达自己对量刑意见的渠道，能够进行充分有效的互相辩论，可以对量刑过程和结果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再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在量刑环节，为了确保法官获取信息的全面性，在证据范围上可以采用通常情况下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据，如品格证据和意见证据;在调查方法上，并不需要受到严格的法定证据方法限制。在摆脱各种形式规则的束缚之后，法官能够自主地运用和判断证据，根据个案证明活动的具体情况形成的内心确信，对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这也是刑罚个别化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标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据此，凡是定罪证据未达到排他性证明标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疑罪从无”规则，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然而，与相对单一的定罪证据相比，量刑证据要复杂得多，大部分证明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证据是传闻证据甚至品格证据，通常涉及犯罪人的日常工作、生活等方面。

因此，对量刑事实应当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

第一，对于定罪量刑混合事实和法定量刑情节的证明，应当设置一个较高的证明标准。在我国，由于控诉机关证明能力强大，辩方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水平常常受到限制，且刑罚一旦实施于被告人即不可补救，因此，对于上述量刑事实，均应采用与定罪相同的证明标准，即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特别是在可能适用死刑的案件中，只有在对被告人的罪行根据明确和合法的证据而对案件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这也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第二，对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明，应当设置一个较低的证明标准。无论是对酌定从严情节还是酌定从宽情节的证明，只需达到高度的盖然性(P“°b“-bi1iιy)即可，即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凿无疑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认定。换言之，如果辩方对酌定量刑事实举证，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控辩双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哪一方更为明显，从而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或其他与犯罪有关的特定事项的责任如何在有关机关和个人之间进行配置的问题。在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如果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不能提出证据、所提证据不足以证明所主张事实存在或推翻不利的法律推定时，则需要承担不利裁判的后果。就定罪事实的证明而言，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遵循一个基本规则，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应由控诉方承担，刑事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和无罪的责任。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就切实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一开始就免除了自证其罪的责任，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防止无辜者受到追究。就量刑事实的证明而言，应充分考虑控辩双方的调查取证能力及我国司法制度的特点。在公诉案件中，由于羁押率高、取证能力弱、律师辩护率低等原因，被告人在很多时候不可能提出证据以证明其量刑意见，而控方无论是在调查手段、调查范围上，获取证据的能力都远远高于被告人一方，因而控方应当承担量刑证明责任。在诉讼化的量刑程序中，检察机关基于客观公正义务的要求，提出的量刑建议既应包括证明被告人从重处罚的根据，也应包括证明被告人从轻或免除处罚的根据。被告人或辩护人在发表量刑意见时，享有提出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之权利，而不承担证明责任;检察机关应履行证明责任证明量刑事实是否存在，审判机关应依法予以核实，不得因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提出相应的证据而处以较重的刑罚。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卫生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民政部等


卫 生 部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民 政 部
财 政 部 文 件
农 业 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
国 家 中 医 药 局

卫农卫发[2006]13号

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卫生厅局、发展改革委、民政厅局、财政厅局、农业（林）厅（局、委）、食品药品监管局、中医药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发展改革委、民主局、财务局、农业局、食品药品监管分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各地认识明确，组织有力，工作扎实，稳步推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为探索新形势下做好农民医疗保障工作，逐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积累了经验。根据国务院第101次常务会议和2005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会议精神，从2006年起，将调整相关政策，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各有关部门要从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重大意义，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统一思想，明确目标，精心组织，扎实工作，把这项造福广大农民的大事抓紧、抓实、抓好。各省（区、市）相关部门要认真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完善试点方案，规范运作机制，形成2~3种比较成熟的试点模式，供今后推广时借鉴。
二、明确扩大试点的目标和要求
各省（区、市）要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大工作力度，完善相关政策，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2006年，使全国试点县（市、区）数量达到全国县（市、区）总数的40%左右；2007年扩大到60%左右；2008年在全国基本推行；2010年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目标。东部地区可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速度，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医疗保障办法。在推进试点工作中，各地区要贯彻自愿、互助、公开、服务的原则，坚持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不搞强迫命令；坚持合作医疗制度的互助共济性质，动员农民共同抵御疾病风险；坚持公开、公正、公平，规范操作，加强监管；坚持便民利民，真正让农民受益。
三、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
为体现党和政府对农民健康的关心，提高农民的受益水平，引导农民踊跃参加，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由每人每年补助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10元。财政确实有困难的省（区、市），可2006年、2007年分别增加5元，在两年内落实到位。地方财政增加的合作医疗补助经费，应主要由省级财政承担，原则上不由省、市、县按比例平均分摊，不能增加困难县的财政负担。农民个人缴费标准暂不提高。同时，将中西部地区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于70%的市辖区和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六省的试点县（市、区）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中央财政对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省按中西部地区补助标准的一定比例安排补助资金。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并及时下拨到位，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顺利开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四、不断完善合作医疗资金筹集和监管机制
各地要认真总结试点单位的好做法，积极进行农民个人缴费方式的探索，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建立稳定的筹资机制。如果农民个人自愿，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可以由村民自治组织代为收缴农民的个人缴费。要加强基金管理，做到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严格实行基金封闭运行，确保合作医疗基金和利息全部用于参合农民的医疗补助。要建立健全既方便农民又便于监管的合作医疗审核和报销办法，实行基金使用管理的县、乡、村公示制度，把合作医疗报销情况作为村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探索农民参与监督和民主管理的长效机制，保证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要加强对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和使用的专项审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五、科学合理制定和调整农民医疗费用补偿方案
随着试点数量的增加和政府补助水平的提高，各地要在分析、总结合作医疗制度和基金运行情况的基础上，认真测算，科学制定和调整农民医疗费用补偿方案。方案的制定和调整要掌握以下原则：一是要在建立风险基金的基础上，坚持做到合作医疗基金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二是新增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资金应主要用于大病统筹基金，也可适当用于小额医疗费用补助，提高合作医疗的补助水平；三是补偿方案要统筹兼顾，邻县之间差别不宜过大；四是补偿方案的调整应从新的年度实行，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六、加强合作医疗管理能力建设
各试点县（市、区）要加强经办机构建设和管理。要按规定解决合作医疗经办机构的编制，同时要支持保险公司参与合作医疗业务服务的试点。要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基本原则和政策要求，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经办机构（保险公司）及定点医疗机构的权利、义务，保障参合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农民提供方便、良好的服务。要继续加强合作医疗管理人员和经办人员的政策、业务培训，提高合作医疗管理能力。要加快合作医疗信息化建设，逐步实现网上审核报销、监管和信息传输，加强规范管理。试点县（市、区）财政部门要将经办机构人员和工作经费列入年度预算，予以保证，不得从合作医疗基金中提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新增试点县（市、区）适当提供启动经费。中央财政将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的试点工作予以支持。
七、进一步解决好贫困农民的看病就医问题
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做好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衔接。加大各级政府对医疗救助资金的支持，充分发挥民政部门的主导作用，动员红十字会、基金会等社团组织、慈善机构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明确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重点解决好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家庭的问题。在帮助救助对象参加合作医疗的同时，对个人负担医疗费用过重、难以承担的部分，应给予适当补助。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家庭收入低、生活困难大的实际，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对农村救助对象应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救助的协调互补，共同解决贫困农民看病就医难的突出问题。
八、加强农村医疗服务监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和费用的监管，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农村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减轻农民医药费用负担。要建立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的准入和退出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制定合作医疗基本药品和诊疗目录，严格规定目录外药品和诊疗费用占总医药费用的比例，并实行病人审核签字制；严格控制定点医疗机构平均住院费用、平均门诊费用的上涨幅度，控制定点医疗机构收入中药品收入所占的比例。要加强对乡镇卫生院的监管，维护公立卫生院的公益性质。要重视和加强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应用，应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列入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将适宜的中药和中医药诊疗项目列入合作医疗基本药品和诊疗目录，满足农民对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需求。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卫生行政部门探索建立符合实际的农村医疗服务项目规范和医药价格标准。
九、继续加强农村药品监督和供应网络建设
要继续加强农村药品监督网络建设，促进农村药品供应网络建设，充分利用现有网络和人员，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药品供销体系和监督体系，规范药品供销渠道，加强质量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药品经营活动。逐步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集中采购或跟标采购；也可由县级医疗机构或乡镇卫生院为村卫生室代购药品；鼓励药品连锁企业向农村延伸，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实行集中配送。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药品供应渠道，保证农民用药安全、有效、经济。
十、加快推进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把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十一五”规划，以加强县、乡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为重点，并对中西部贫困地区传染病、地方病重疫区的村卫生室建设给予适当支持。各级政府要集中力量在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公立卫生院，并由县级政府统一管理。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整合现有卫生资源，建立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更好地承担农村疾病预防控制、基本医疗、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工作。各地要结合乡镇机构改革，明确乡、村级公共卫生工作职责并落实到位。各级政府要按照明确职责合理负担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农村卫生经费保障机制。
十一、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加强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培训，建立终身教育制度，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高等医学院校要加强面向农村需要的卫生专业人才培养，扩大定向招生试点。研究制定农村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晋升的倾斜政策，鼓励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安心工作。建立城市卫生支援农村的长效机制，城市医院要选派医务人员轮流定期到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帮助开展医疗服务和技术培训。城市医生晋升主治或副主任医师之前，必须在县或乡医疗机构累计服务满1年。城市医疗卫生机构新录用的大学毕业生，在获得医师执业证书后分期分批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服务1年，服务期限可以计算为城市医生在晋升主治和副主任医师前必须到农村服务的时间。县级医院也要建立对乡、村医疗机构的定点帮扶制度。要制定政策引导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志愿服务。
十二、加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领导
各地要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维护农民健康权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措施，切实摆上工作日程，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组织好各方面力量，积极支持这项工作。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卫生部门要充分发挥主管部门作用，加强管理和政策指导；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资金筹集、使用的审核和监管；农业部门要配合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协助对筹资的管理，监督资金的使用；民政部门要做好农村医疗救助工作，支持合作医疗的建立和完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农村药品监管，配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健康发展；中医药管理部门要注重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和作用。要加强舆论宣传引导，争取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调动广大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在我国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医疗卫生需求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卫 生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 政 部

财 政 部 农 业 部 食品药品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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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一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