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99/M号法令：核准《商业登记法典》
澳门
第56/99/M号法令
十月十一日
商业登记法典
现公布之《商业登记法典》，旨在取代确立商业登记制度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第42644号法令及经同一日期第42645号命令核准之《商业登记规章》。
随着新《商法典》之公布，现制定本法典，使商业登记配合《商法典》开始生效后所要求之变更。
除了配合《商法典》引进之新实体制度外，本法典亦旨在使登记程序现代化，并简化手续，以方便大众，同时，务求增加受法律保护之交易之安全。
传统思想认为，保守秘密系商场上取得成功之条件之一，然而，人们亦日益感到须对参与企业营运之实体之某些状况加以公开，以开展信贷活动及保护企业主、消费者以及公众。
虽然，所有至今仅由《物业登记法典》规范之事宜，本《商业登记法典》几乎均有规范，但本法典仍维持物业登记制度对商业登记制度在传统上之补充性（尽管仅限于为填补商业登记规则之漏洞而有必要之情况）。
物业登记仍然是规范登记之一般规则之模式，因此，为谨慎起见，宜维持其传统上之补充性。根据《商业登记法典》之规定，商业登记亦处理财产之事宜，例如股之登记及企业之登记；而企业之登记最能说明有必要维持该补充性。
商业登记现改为仅公开参与商业营运之人（企业主）及商业企业之状况，因而不再包括船舶之登记。
制定对企业作登记之规定，或许是《商业登记法典》最重要之革新。事实上，一直以来均有学说认为宜制定对企业作登记之规定，但至今仍未有此种登记。
由于新《商法典》认定商业企业可作为所有权之标的，现有必要制定对此等财产作登记之规定。
除了制定对企业作登记之规定外，现规定所有企业主均须登记，因而一直以来无登记义务之自然人企业主亦须登记。此举旨在透过商业登记忠实反映出企业主及其企业之状况。
为确保自然人企业主办理登记，现制定诱发登记；该登记程序容许任何利害关系人提起有关程序，使自然人商业企业主在登记局办理登录。
本法典选用法人商业企业主此统称，使自然人企业主（现行法典中之独资商人）以外之一切企业主均受统一制度约束，因而无须就各类法人商业企业主作详细列明。该选择系为将来预作安排，以免出现新类型之法人商业企业主时须修改本法典。
另一方面，在有关法人商业企业主之规范中清楚可见，须登记之某一行为系对所有法人商业企业主或仅对部分法人商业企业主而言。
对于法人商业企业主，主要是对于公司，《商业登记法典》将使《商法典》所规定之原则，尤其登记行为之创设性原则，得以实行。
另外，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得申请发出商业名称可予登记之证明。
登记行为，除了包括企业主之登记（旧制度中之注册）或企业之登记、登录及附注外，尚包括文件之存放及关于法定公布之记载。
对每一企业主及每一企业，均须设置相应之活页夹，用以存放登记文件、登记行为之申请书，以及该等登记行为所附具之一切文件。
本法典规定，在存放有关文件前，不得就须登记之行为缮立登记。存放行为极为重要，只要有关文件经已存放，即使发生登记或附注之遗漏或缺陷，亦不影响法律赋予登记之效力。
此外，在每一法人商业企业主之活页夹内，均须存放设立文件及章程之完整文本，且每次修改后，须将有关文本更新。
登记作出后，利害关系人须自行作出法定公布；在许多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得选择，作法定公布时仅载明有关文件已存放于相应之活页夹内，而不选择一直以来之作法，即作全文公布或摘要公布。
登记不但可由利害关系人或其受权人请求，方可由被推定为有权作出有关行为之律师请求；此举旨在提升律师职务之尊严，并认定律师在维护个人之利益及一般受法律保护之交易方面贡献良多。
确保被拒绝登记之行为在申诉被裁定理由成立后，具有原有之优先级。
申诉系《商业登记法典》中规范得最为详尽之事宜之一。该等规定确保利害关系人能针对认为有损其权利之登记局局长之决定，采用适当有效之申诉方法。现确立之制度已与其它登记法典所确立之制度配合一致。
基于此；
经听取咨询会意见后；
总督根据《澳门组织章程》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命令制定在澳门地区具有法律效力之条文如下：
第一条
（《商业登记法典》之核准）
核准附于本法规公布之《商业登记法典》，此法典为本法规之组成部分。
第二条
（计算机系统之使用）
一、一切商业登记行为均须使用计算机系统。
二、在司法事务司司长尚未以批示作出相反决定前，对未输入计算机之登录应作之注销附注，得继续在有关簿册上作出，而不适用上款之规定。
三、须保留原有注册之专有编号，并在该编号后载明有关登记行为之呈交日期。
第三条
（将有效之注册及登录转录于计算机储存媒体）
一、须依职权将所有未输入计算机之有效注册及登录，透过从簿册转录之方式输入计算机。
二、将注册及登录输入计算机时，须以简要摘录方式为之，并须为新附注开始使用一新编号顺序。
第四条
（活页夹）
一、新登记须完全使用在活页夹作存放之系统。
二、在本法规开始生效前已登记之商业企业主，如请求作出新登记行为，应对每一商业企业主开立一活页夹，活页夹内应存放与其有关且在登记局存盘之文件，与其有关之最新登记数据之计算机打印副本，以及现核准之法典第五十七条所指之目录。
三、除按上款之规定开立之活页夹外，尚应依职权开立有关活页夹，以存放一切在登记局存盘且作为已作出之登记之依据之文件，以及上款所指之其它数据。
四、如发现应在有关活页夹内存放之文件并无存盘，登记局局长得依职权请求有权限之部门或实体免费提供该文件。
五、活页夹之开立应注录于登记簿册上。
第五条
（簿册之替代）
登记簿册完全以活页夹替代后，得按总督以批示所作之规定，将该等簿册进行微缩摄影，并将该等簿册销毁或存放于适当之档案库。
第六条
（期间之计算）
一、计算现核准之法典第十七条所规定之期间时，须将该法典开始生效前已经过之时间计算在内。
二、根据前法不受有关失效之规定约束之登记，得自本法规开始生效日起六个月内予以续期。
第七条 *
（未登记之商人）
一、按新法典之规定，独资商人必须进行强制性登记；如彼等于新法典生效日未作登记，则须在一百八十日内自行请求登记局为其作出登录。
二、如独资商人在上款所指期限内不请求商业登记局为其作出登录，则须受新法典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约束；按照新法典之规定，任何利害关系人得诱发其作出登记。
* 已废止 - 请查阅：第5/2000号法律
第八条 *
（企业之登记）
一、于本法规开始生效日已存在之商业企业之所有人或经营人，应自新法典开始生效后一百八十日内，主动请求就该等商业企业作出登记。
二、上款所指期限届满时仍未登记之商业企业，如情况不变，则适用新法典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
* 已废止 - 请查阅：第5/2000号法律
第九条 *
（手续费之豁免）
在第七条及第八条所指期限内，作出该等条文规定之登记行为者，无须支付手续费。
* 已废止 - 请查阅：第5/2000号法律
第十条
（法律代办之权限）
现核准之法典中关于律师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现时尚有之法律代办。
第十一条
（对登记局局长关于动产登记之决定之申诉）
现核准之法典所规定之申诉制度，适用于登记局局长关于汽车、航空器及船舶登记之事宜作出之决定。
第十二条
（废止性规定）
一、废止公布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第35期《政府公报》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第42644号法令及第42645号命令，该等法规系由公布于同一期《政府公报》之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第22139号训令延伸至澳门适用；同时，亦废止修改该等法规之法律规定，以及废止规范现核准之法典所规范之事宜之一切法例，但不影响第二款之规定之适用。
二、关于船舶登记之规定，继续生效直至规范船舶登记之新法例公布为止。
三、下列者亦予以废止：
a）五月十四日第24/83/M号法令中仍生效之规定，以及附于该法令之《商业登记手续费表》；
b）三月八日第20/86/M号法令中关于商业登记手续费之规定；
c）九月十三日第49/93/M号法令核准之《汽车登记规章》第四十条；
d）三月三十日第10/98/M号法令核准之《航空器登记规章》第六章。
第十三条
（开始生效）
一、本法规及由其核准之《商业登记法典》，自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开始生效。
二、现核准之法典有关终审法院管辖权之规定，仅于终审法院开始运作之日方开始生效。
三、现核准之法典赋予中级法院之管辖权，在其开始运作前由高等法院行使。
四、因上条第三款a项及b项之规定而产生之废止，仅在以训令核准之新《商业登记手续费表》开始生效之日方产生效力。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核准。
命令公布。
总督 韦奇立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 要] 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做到社会公平，实行民事司法救助是达到社会公平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虽然已有一定的发展，但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自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之后，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行各业的不断努力，需要我们不断完善各项制度。本文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来探讨一下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文中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和谐社会、社会公平与司法救助
和谐是一个关系范畴，是指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内部（即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和外部（各国家民族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包括个人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以及人的身心（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和谐等。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新型的和谐社会，它按照社会主义本质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以共同富裕、民主文明、公正平等、互助合作等为根本的价值目标，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密不可分，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立足于公平的基本理念与规则，才有可能既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又提升社会的整合程度，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达到社会的和谐。而何谓社会公平？我们以为，从静态的角度看，社会公平是就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言的，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既有经济地位，又有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还有人格地位等。与此相联系，社会公平应包括社会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政治文化地位平等以及人格平等四个方面。从动态的角度看，社会公平表现在三个方面：条件、机会和结果，或者说是起点、过程和终点。社会条件的公平或平等意味着人们在相同的基础上从事活动，或者说由此出发的社会条件是相同的；机会平等就是均分活动的可能性，社会上的每个职位向所有人开放，使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选择职位的权利；最后，结果上的平等就是指人们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相同。一般而言，绝对的社会公平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使个人的起点及最后的结果之差尽量缩小，对机会平等的保障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社会公平的保障是通过社会利益的保障和衡平来实现的。囿于主题，本文只谈“社会利益”中的经济利益。
社会利益的保障和衡平在现代民主国家里主要是通过国家法律制度实现的，它可分为实体法律衡平和程序法律衡平。实体法律部衡平是指国家以法定形式确认社会利益衡平对象享受国家经济保障的条件及应得经济利益的数量和形式，使弱势群体的实体权利于法有据，并转化为合法权益，而无须受到权力部门或权力个人的摆布与侵害；程序法律衡平是指弱势群体法定权益应按何种法定程序去实现，如何解决实现过程中的争端。法律进行利益衡平是通过为各法律主体设定权利义务来实现的。若是法律权利分配不平等，或者法律权利无法实际行使，就会产生利益格局的失衡，从而引发各种矛盾和纷争。据统计，直到今天我国仍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和5000余万处于城镇农村最低保障线以下的困难群众[1]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机制均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当经济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因经济因素制约而无法诉诸法律，无法接近司法，就可能采取法律之外的非合法手段来解决，从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我国的诉讼费用居高不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的学者论证，我国是目前世界上诉讼费用最高的国家[2]。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体系日趋复杂，法律事务也日益专业化，公民进行诉讼的各项花费也将越来越大，这就更加剧了经济困难群众接近司法的难度。因此，对这些经济困难群众进行帮助，使他们不因经济原因而使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就是我们现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是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司法救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根据2005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第2条规定，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和免交。
司法救助是一项人道的、正义的阳光事业，但在我国起步较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受重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中才有了关于案件免交、缓交和减交的规定，这实际上是新中国最早的司法救助。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旧）对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作了初步系统的规定，200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该《规定》（以下简称新）进行了修订，使之更加完善。
（一）司法救助的适用主体
根据新《规定》，我国司法救助的适用对象共有14类，与旧《规定》所规定的11类相比，新《规定》扩大了司法救助的主体范围，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与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主要体现在：（1）近年来，由于建设市场经济而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滑坡，见义勇为者受伤或牺牲后，本人及其家庭经济困难的现象时有发生，向受益人追索必要的赔偿或补偿，却很困难。因此，《规定》将“因见义勇为或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致使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本人或者近亲属请求赔偿或经济补偿”的诉讼，列入司法救助范围，这有利于彰显社会正义，弘扬正气，提高社会道德水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期，进城务工人员较多，他们中的不少人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法律知识欠缺等原因，容易被雇主拖欠工资，甚至因工伤残却得不到赔偿。为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规定》将这类人员增列为司法救助的对象。（3）现在，我国的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人们最为敏感的产权改革已经拉开了序幕，在各地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侵犯职工（含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突出[3]，尤其是因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买断工龄），拖欠经济补偿金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为此，《规定》将追索经济补偿金也列入了可申请司法救助的范围。（4）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期，市场监管制度不够完善，加上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作祟，食品、药品、家电、农用机械等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于市场，经常造成伤害事故，导致消费者中毒、致伤、致残、甚至死亡的纠纷案件增多，将此类案件列入司法救助的范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5）囿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农村还是城镇，一些群众虽然生活在“低保线”以上，但由于患有严重疾病，致使其本人及家庭陷入贫困。为切实保障这类人的合法权益，《规定》将他们也列入司法救助的范围。
虽然《规定》将司法救助的适用对象进行了扩大，但我们以为仍嫌不足，例如，《规定》将受助主体限定于自然人就不大合适，理由如下：首先，现代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是平等，平等包括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而不论它们是自然人还是单位 。其次，在当前的民事诉讼实践中，无力负担诉讼费用的单位为数并不少，尤其是那些涉讼金额较大案件的单位当事人。再次，从域外立法来看，司法救助的受助主体均不限于自然人，比如，在日本，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人、企业等团体组织如果有发不起工资等情况，也能作为诉讼救助的对象[4]。最后，在我国，其实已经存在对单位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的司法实践。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17日《关于的函》，就同意到2000年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减按50％收取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而这类案件中的救助对象基本上都是商业银行等法人[5]。另外，当诉讼双方当事人的经济能力有较大差异，并且诉讼周期长，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较为激烈时，此时，若是不对经济能力弱的一方进行救助，可能就会导致双方武器严重不平等，妨害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我们以为，这种情况下也应对经济能力弱的一方实行救助，也即，受助主体既包括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困难，也包括相对意义上的经济困难。
（二）司法救助的适用条件
关于司法救助适用的条件，各国多从“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可能性”和“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两个方面予以限定，虽然在细节上会有一些差异。
1.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可能性
关于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可能性，旧《规定》将之规定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新规定对此却语焉不详。应当说，旧规定的规定是过于严苛了，因为决定是否给予当事人司法救助往往是在诉讼程序正式展开之前，这时通常申请者还未开始或完成证据的调查收集，故要求当事人此时就“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显然是不符合诉讼逻辑的。可能正是考虑到该规定的不合理，新规定就避开不谈。但笔者以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若是法律法规不对其进行规定，就只能委之以法官的自由裁量了，而这显然并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均有明确的规定。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82条第1款将当事人主张权利的可能性限定于“并非无胜诉希望”，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107条则要求申请救助的不能是“显无胜诉之望者”，较之以日本，台湾的条件显然更为宽松。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只要申请人所要进行的权利伸张或权利防卫“是有希望得到结果的，并且不是轻率的”，即可通过申请而得到诉讼费用的救助。上述三国的规定中，我们以为，日本的做法较为可取，值得我国借鉴。
2.当事人的经济状况
在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所需符合的经济条件方面，《规定》第2条规定是“经济确有困难”，《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在起诉或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由此可见，《规定》并没有直接规定一个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这是与我国现阶段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状况相适应的。
关于当事人经济状况的判断标准，国外的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日本是以日本宪法第25条第1款所保障的“健康的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也即，要考虑诉讼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的平均生活（国民的一般生活标准）。在日本的司法实务判例中，对“一般生活”具体收入的判断标准，是以标准劳动者家庭的平均收入为基础，通过各种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对当事人经济状况的判断，原则上是以申请人本人的财产为标准，但在申请人为未成年人的场合，则完全可以采用以亲权人本人的财产来支付诉讼费用，然后双方再进行债务清算，或者也可以使用财产管理方法这一手段。另外，日本的法律还规定，不动产中的宅地及农业耕地，是本人及家庭维持生计的必要手段，因此这些财产不应作为判断当事人有无经济困难的标准[6]。
与日本的规定相比，我国的规定显然过于简单，难以在实践中操作，有待于在今后进一步完善，尤其应当注意保障当事人的基本人权，不应将基本生活、生产资料算入在内。
（三）司法救助费用的负担
新旧《规定》均没有对司法救助的费用由谁负担进行规定。但从理论上讲，在现代法治国家，当事人依法获得司法保护是一项宪法性权利，而保证经济确有困难者也能平等地利用司法程序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责任。因此，司法救助费用应当由政府财政支出，政府应当成立司法救助专项基金，而不应由实施救助的法院来承担，这种做法是现代各国的通例。例如，在日本，诉讼救助向来只有缓交的做法，而没有减、免的方式，是否实施救助对法院的讼费收入并没有任何减损。在德国，实施诉讼救助对诉讼费用可缓可减可免，所需费用也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承担。在英美各国，虽然并不存在直接对应于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制度，但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提供巨额财政补贴的方式实际承担了法院在诉讼中所耗费的主要成本，当事人只需象征性地向法院交纳一些费用，因此，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主要是指律师费用，其法律援助也主要是针对律师费用的救助。
笔者以为，为避免法院因利益的自我相关而怠于实施司法救助，使司法救助制度有效地运转，发挥其作用，有必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司法救助费用。但是，就我国目前的财力状况来说，要求国家向法院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并承担主要的诉讼费用是不现实的 。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多方面筹集资金，以弥补司法救助的巨大资金缺口。比如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成立法律服务公司或者各类基金会，还可考虑为一定的弱势群体入残疾人等设立特定的资助项目[8]。
参考文献：
[1] 马勇霞.开展法律援助,共建和谐社会[Z].人民网,2005年,7月20日.
[2] 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9,(3).
[3] 崔之元.朗咸平风波,所有者掠夺与好的市场经济[J].读书,2004,11.
[4] 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99.
[5] 赵钢.关于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以修订民事诉讼法为背景所进行的探讨[Z].第八届全国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2004.
[6] 陶建国.日本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之研究[J].河北法学,2005,(3).
[8] [美]丹尼尔S.马宁.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A].宫晓冰,杨勇.外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132－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