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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本国人与越侨婚姻纠纷案意见的复函

195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办公厅：
1954年2月17日发办签（54）字第284／334号关于本国人与越侨婚姻纠纷案件之来函暨附件均悉。兹对其中两案提出如下意见，请参考（其余案件同意云南外事处的意见）。
一、附件提到的第二起案件，本国人常效武的判刑问题，常效武订婚后而与越侨曾群芝同居。仅是一私通奸关系，对此双方未婚而发生性行为，可以不判处徒刑的。
二、附件提到的第三起案件，本国人李森因对其妻邓珍玉（越侨）一贯虐待，并将其肋骨打断，造成重大伤害、原审法院拟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似显轻些。
此复

附：外交部关于本国人与越侨婚姻纠纷案请研究的函 1954年2月17日 发办签（54）字第284／334号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我部接到云南外事处报告有关处理越南侨民与本国人婚姻纠纷的案件6件，据中央内务部函复意见，此问题与你院部有关，故现将情况抄转你院部，希予研究并请将意见函复我部。

附件：云南外事处1953年8月业务工作有关外侨婚姻纠纷案件报告（节录）
（六）本月内处理外侨婚姻纠纷案共七起，都系越侨，其中昆明越南办事处干部王明芳一案，将专案报部，其他六起情况如下：
（1）越侨马素珍与中国人周国生通奸，周系一建筑工人，曾在1948年结婚，自今年1月与马通奸后，即将原妻遗弃，今年7月经路南县人民法院判决，给周国生以训诫处分，但此后马与周仍继续同居，又经工会一再予以批评教育，但周国生继续坚持错误，工会将该案送省人民法院处理，省法院拟判周国生徒刑一年，征求我处对越侨马素珍的处理意见，经我们调查该案主要应由周国生负责，且考虑马素珍犯法行为的造成，其部份原因系由于其生活无所依靠，又系越侨，对我国法律的严重性也认识不够，且系初犯，故可从轻处理，对其予以训诫处分，并令其与周国生解除非法的同居关系，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2）昆明市越侨曾群芝，原嫁一中国旧军官，1951年离异，后即与一中国工人常效武同居，但常早已与人订婚。去年12月常即与曾群芝脱离同居关系，今年2月与其未婚妻金立仙结婚。现曾群芝告常于解放前在上海即与其结婚，现又重婚，要求法院处理。但经市法院调查，曾群芝所称在解放前即与常效武在上海结婚不合事实。只能认为是同居关系，故不能以重婚罪判处。对常效武拟判徒刑三个月，缓期半年执行。市法院征求我处对曾群芝的处理意见，我处认为曾群芝并未与常效武结婚，而故意编造事实，欺骗政府，应予以批评教育。
（3）越侨邓珍玉，于1947年嫁与中国人李森，婚后一贯受李虐待，感情恶劣，在解放前因不堪忍受李之打骂自称曾自杀过3次。近日忽遭李森毒打，手脚胸部均被打青，胸部肋骨被打断一根。邓珍玉向市法院控告，请求判决离婚，男方负责替他医伤，双方有小女孩一，方七岁，邓珍玉要求在离婚后仍由自己抚养，小孩生活费由男方负责。市法院处理意见，双方准予离婚，李森判处徒刑一年半，并给女方医药费50万元，所生小女孩暂由女方抚养。我们同意市法院意见，于离婚并由男方负责从速治愈女方之伤。女孩一人由女方抚养，离婚后应由男方暂时照顾女方母女生活，俟女方能独立维持生活时，可按实际情况再行处理。李森判刑问题，因系中国人，由市法院决定。
（4）越侨黄桂英，解放前曾两度嫁与中国商人及地主为妾，解放后作舞女维生，今年4月与一中国商人伍少峰同居，伍有妻室儿女在云南保山，6月伍之妻自保山来，因此发生纠纷，后经云南越侨联协会调解，黄桂英与伍少峰已脱离同居关系，最近黄桂英又向法院控告称，伍少峰在与其同居时间共同开设一咖啡店，账务手续不清，且称已有身孕，须由伍负责。对该案我们的处理意见是：关于黄桂英与伍少峰的债务纠纷，因过去双方已协商，目前可在原协商基础上由市法院酌情调解，如黄桂英经医生证明确已怀孕，则其将来所生小孩，应按我国婚姻法对非婚子女之条例处理，伍少峰对所生小孩在法律上仍有抚养的义务。对黄桂英与伍少峰的同居关系，应宣布其为非法，双方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对黄桂英予以严厉批评教育，对伍少峰由市法院按一般中国人情况判处。
（5）越侨刘子恒娶妻中国人李文英，刘系一技术工人，双方感情恶劣，已由区政府判决离婚，共有子女五人，区政府决定，女方抚养两人，男方抚养三人。男女双方本已同意，但离开区政府刘子恒则矢口不认，声称五个孩子全由他抚养，否则他一个也不要，以此与女方为难。后经我处给刘子恒予以教育，双方已按区政府意见处理。
（6）越侨阮利和声称其夫越南人张玉忠系一反革命分子，1950年被捕，1952年送回越南，现要求判处离婚，我处正在调查其所称是否事实，如系事实，拟批准其请求。


国有股流通的法律思考

胡银月


摘要：我国股市上所流通的股份为社会公众股，依据股份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理论，国有股与公众股应该没有什么不同，但由于我国过去的计划经济导致了国有股的不流通。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股份有限公司的完善，社会各界对国有股流通的呼声越来越大。国有股是不是需要流通，其流通有何利与弊，以及怎样进行流通等一系列问题随之出现。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国有股，流通

一、国有股要不要流通
我国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造中，形成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社会公众股。国有股
是国家股与国有法人股的总称。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人们担心国有股流通会造成股权私有化，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担心国家对关键部门和重要行业丧失控制权，难以确保国家在国防、高技术、基础产业和某些支柱产业中的控股地位，因此国家对国有股的控制非常严格。其实国有股流通并不等于将国有股全线卖出，国家可以根据需要科学地确定在不同行业中的持股比例，将有些企业或行业的股份卖出，对另一些企业或行业不但不卖出，反而追加投资，增加持股比例。 国有股转让就短期和表面来看可能是国有资本所占领地的缩小和实物形态国有资产的减少，但从长远和根本上看，这种转让以及由此引发的国有资本结构重组将会减少低效和无效投资，淘汰劣质企业，从而大幅度提高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加之转让所得货币资金的再投入，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将得到巩固和提高。
由于国有股不流通，引发了一系列的弊端：
不利于构建、完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我国发展证券市场不但要解决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更重要的是借助资本市场，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进而构建和完善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 如果上市公司国有股比重过高，股权过于集中，则无法形成多元主体的制衡机制，国家作为企业最大股东，理所当然拥有管理层的选择权，这样上市公司管理层与一般国有企业管理层形成机制基本相同。由此，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机制并未转变，仍沿袭原来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这种上市公司不仅没有减少原有模式的行政管理成本，相反由于地方财政、上级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政府间的利益关系更加纠缠不清，加大了协调成本。只有国有股比例降低，上市公司才有可能构建和完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
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优化组合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国有股不能流通，实际上固化了大量的生产要素，使企业无法根据市场的变化、产业的兴衰和技术进步等，适时地进行资产重组和转移。资源只有在流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优化配置，因为资源的初始配置不可能是最优的。即便是最优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也会变得不合理。我国的产业结构是在建国以后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资产和设备都在低效率运转，有的甚至长期闲置，这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盘活存量资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是我国经济增长从粗放型过渡到集约型的关键所在，而盘活存量离不开流动。
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首先，国有股不流通给有一定资金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带来“狂炒”，“恶炒”小盘股的条件和空间，使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出现扭曲，加剧了股市的震荡和波动。 其次，按流通股价格计算出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只是帐面价值，并不能真正代表该公司的市场价值，因此股票市场的价格信息出现失真，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被弱化。 第三，在国有股所占比重大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董事会不重视中小股东的权益，投资者无法行使“用手投票”的权利。经理层只注重配股筹资，很少现金分红，红利相对于银行利息少得可怜，股民购买股票只为买卖差价。因此股票市场的微观基础具有较大的投机性。
综上种种，国有股流通是必要的。

二、国有股权流通转让的立法现状
尽管我国《公司法》第143条、148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国家授权投资
的机构可以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份，也可以购买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但是由于人们担心国有股权的流转会造成国有资产在流通环节中流失，因而《公司法》一方面承认国有股权可以流通转让，但是这种国有股权的流通转让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使用的是授权性的弹性条款。而目前我国相关立法对国有股权转让和流通均采取回避办法，致使国有股权之流通转让一直停留在法理容许的范围内。从我国现有立法上分析，国有股权流转受到严格管制的立法模式没有改变。《公司法》颁布之后，我国出台的有关国有股权流转的规定大部分为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与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两部门的规章，不仅效力低，而且都以限制为主。1994 年4月4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出的《关于在上市公司送配送股时维护国家股权益的紧急通知》，指出国有股配股权益采用协议方式转让，配股权之转让权停留于一级市场。1994年11月3日，国资局与国家体改委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29条对国有股权的转让条件作了目的上、程序上的严格限制。《暂行办法》第29条规定，转让国家股权应以调整投资结构为主要目的；须遵从国家有关转让国家股的规定，由国家股持股单位提出申请，说明转让目的、转让收入的投向、转让数额、转让对象、转让方式和条件、转让定价、转让时间以及其他具体安排;且须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其后国资局1994年12月1日发布的《关于对上市公司国家股配股及股权转让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如转让上市公司国家股配股权或者以其他方式单方减少国家股份数量和比例，必须经过公司董事会拟定初步方案，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这实质是对国资局4月4日之通知的程序性充实，无实质内容的变化。1995年9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转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暂停将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转让给外商的请示的通知》，对已经出现的少数上市公司转让国有股给外商的行为发布暂行禁令。1997年5月21日，国务院证券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关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的通知，禁止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炒作股票。1998年12月29日通过的《证券法》对于国有股转让未作具体规定，在股权流通转让方向也只有上市公司收购一节可以参考，而对于非上市公司只股权转让则因《证券法》本身的调整范围而不能企及。特别是《证券法》第76条规定“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得炒作上市交易的股票”。对炒股行为的禁止，原旨在于制止国有投资者的证券投机行为，虽未禁止国有企业已持股为目的证券投资交易，但由于规范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其行为界限十分模糊，本身没有操作性。可以这样说，《证券法》本身对国有股权之转让无任何实质的、可行的独创性方案，表明我国立法对这一重要问题又一次采取回避的态度。 1999年9月中旬，中国证监会发出了《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所开立的账户，可用于配售股票，也可用于投资二级市场的股票，实则国有股权可以借助股票账户进入二级市场，国有股权进入二级市场有了明显松动，但是仍有诸多限制。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国有股之流转尚无实践可行的操作规范和制度规则。

三、国有股流通对策
国有股流通应该法制化。第一，要制定全国性的统一立法。如前所述，已有法律、法规或是效力有限,或是过于原则、笼统、操作性差。比如，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进行，但在禁止法人股和国家股在深沪两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情况下，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第二，协调现有立法与政策关于股权流通方面的矛盾。第三，协调不同法律效力层级的相关规定之间的矛盾。第四，尽早废除已经过时的法律，填补关于国有股流通方面的法律空白，以解决无法可依的情况。
国有股流通模式选择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第一, 既要从股票的供给方面着手，即依据《证券法》规范股票的种类，也要从股票的投资者方面入手，即通过培育机构投资者的方式来实现其流通；既要从一级市场着手，也要从二级市场着手，视条件再设立一些区域性的证券交易所；既要依托现在的证券交易所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拘泥于证券交易所。第二，要考虑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我国资本市场还很不健全，国有股的流通方法必然要受制于该市场的发达程度。这些方法必须与资本市场的结构、资本量以及投资者的需求相适应。第三，考虑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由于法律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公司在股份流通方面有不同的规定，所以，其流通的程序和步骤也各异。
就当前我国的各种情况看，可以考虑让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的办法，降低国有股的比例；将国有股向老股东配售；将国有股向上市公司管理层转让，而且要将这种机制与激励机制配套；将国有股向上市公司职工或集体转让，将其转为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建立一个国有资产流通转让的基金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