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89年10月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文物管理机构和经费
第三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章 考古发掘
第五章 馆藏和流散文物
第六章 文物的拓印、复制、拍摄、测绘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自治区境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及其附属物、石窟寺、石刻、岩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
（三）重要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四）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珍贵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五）历史悠久，具有少数民族特色和研究价值的村寨、民居；
（六）少数民族的重要文献资料、手稿以及宗教古旧经典、用品等。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植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地震遗址、古树、名泉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
第三条 本自治区境内地下、山洞、水域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各级人民政府指定保护的古建筑、纪念建筑物、石刻、岩画等，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机关、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组织收藏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第四条 属于集体和私人所有的古建筑、纪念建筑物、石刻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文物保护法规。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执行和组织实施各项文物保护法规，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
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
第二章 文物管理机构和经费
第六条 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
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推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贯彻执行文物法律、法规，协调解决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组
成，其日常办事机构是同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第七条 地、市和文物较多的县（市、区）可设立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物保护管理的各项具体工作；未设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县（市、区），须确定专人负责文物保护管理。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区别情况设置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
第八条 文物的保护管理（包括调查发掘、征集收购、保养维修、陈列宣传等）经费，分别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必须专款专用。文物机构的预算外收入用于弥补发展文物事业经费的不足，不准挪作他用。
第三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九条 根据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岩画等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均由各该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上级人民政府备案。
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古迹、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由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标记，予以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毁坏。
第十条 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均须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并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城乡建设部门备案。
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城乡建设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文物所在市、县（区）人民政府划定公布。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由市、县（区）人民政府划定公布，报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根据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还可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之外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
第十一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按下列标准划定：
（一）纪念建筑物和古建筑周围，以不少于主体建筑高度的一倍为保护范围，不少于主体建筑高度的二倍为建设控制地带；
（二）历代古长城和古城址城墙墙基两侧十至二十米以内、古城址内外各类遗址周围十至二十米以内为保护范围；
（三）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区及其周围二十米以内为保护范围；
（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城址城墙墙基两侧及城址内重要遗址周围五米以内为特别保护区；
（五）革命遗址的保护范围，比照纪念建筑物或古文化遗址的保护范围划定。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特别保护区一经确定，即应树立界桩。
第十二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移动、损坏文物保护设施；不得采掘砂石、修坟、挖土、爆破、伐树、开荒；不得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和其他危险品；不得拆除、改建或迁移原有文物建筑及其附属物；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因特殊需要必须拆除、改建、迁移原有文物
或添建新设施时，须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新建筑和构筑物时，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必须与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环境气氛相协调。其设计方案须经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报上一级城乡建设部门批准。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核定公布前已有的非文物建筑或构筑物，凡影响文物安全或有碍环境风貌者，均须拆除或改造。
第十三条 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养、修缮、迁移或复原时，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其维修方案、设计和施工说明，应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未获批准的重点文物维修项目，财政部门不得拨款；不按批准的维修方案和施工设计施工，上级文化行政管
理部门和城乡建设部门有权勒令停工，财政部门可追回拨款。
第十四条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古建筑，除可建立博物馆、纪念馆、保管所或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必须作其他用途的，得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使用纪念建筑物或古建筑的单位，必须与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使用合同，负责被使用建筑物的安全、保养和维修，并接受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所有权属于集体或私人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如需拆除或改变所有权，应事先征得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同意。国家为保护文物需要征购时，须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护范围内，未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不得作为宗教活动场所，不得从事宗教活动。
在经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文物保护单位内，有关宗教组织和人员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本条例，烧香焚帛等活动要在指定地点进行，并有专人看管，确保文物安全。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时，必须同时制定对本行政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并纳入规划。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及其范围内的重点文物，城乡建设部门要密切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配合，做好保护和管理工作。
第四章 考古发掘
第十七条 本自治区境内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挖掘。一切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必须事先征得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根据批准的文件和颁发的发掘证照同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签订调查、发掘协议书，并到当地县级土地
管理部门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后，方可进行。
第十八条 考古发掘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考古发掘的操作规程进行，不坚持领队制和不按操作规程发掘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有权勒令停工整顿。
一切考古发掘单位均须及时向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发掘情况报告和出土文物登记清册，所有出土文物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单位收藏保管。考古发掘单位需要留存或带走标本时，须经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未经考古发掘单位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表尚未公开发表的考古发掘资料。
第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时，建设单位应事先会同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文物调查或勘探工作。发现文物，共同商定处理办法。遇有重要发现，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及时报告国家文化行政管理机关。
在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或其他活动中，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文物，必须保护好现场，并立即报告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如有重大发现，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报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已出土的各类文物，一律交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损坏、隐匿、私分，严禁哄抢。
第二十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在调查和勘探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统一安排发掘。确因建设工期紧迫或有自然破坏的危险，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急需进行抢救的，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
门组织力量发掘清理，并同时补办批准手续。抢救性发掘的范围，仅限于坍塌暴露或短期内有受破坏危险的部分，不得扩大。
第二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文物勘探、考古发掘的，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或者报上级计划部门解决。
第二十二条 任何外国人或外国团体，未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务院特别许可，不得在本自治区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
外国人或外国团体，参观未对外开放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或考古发掘工地现场，须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或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参观考古发掘现场的外国人或外国团体，不得在现场拍照和拣取文物标本。
第五章 馆藏和流散文物
第二十三条 本自治区境内各级文物收藏单位的资格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确认。
文物的鉴定工作，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进行。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必须建立健全严格的文物保护管理制度。文物藏品要区分等级登记造册，建立藏品档案，并报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当地公安机关备案。一级文物藏品登记表应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文物藏品要有固定的库房，做到防火、防盗、防腐蚀、防损坏。凡不具备收藏一、二级文物藏品条件的单位，其收藏的一、二级文物藏品须交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博物馆代为收藏保管。
第二十四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的文物藏品，一律禁止出卖和赠送。因展出或科学研究需要调用、借用时，须严格履行报批手续和签订协议。属一、二级文物藏品，须报经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三级以下文物藏品须经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五条 文物收藏单位如需进行文物藏品的调拨或交换，一级文物藏品须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二、三级文物藏品须经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一般文物藏品须经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本自治区所属单位保管的文物藏品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展览，须经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其中一级文物藏品，必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六条 文物的收购、销售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助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除经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的单位外，其他单位与个人不得经营文物购销业务，严禁倒卖牟利。
第二十七条 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卖给或赠与外国人。
第二十八条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和司法机关依法没收的文物，要移交给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银行、冶炼厂、造纸厂以及废旧物资回收部门收进的文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文物出国展览，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特别重要的文物、易损文物和文物孤品等，未报经国务院批准，禁止出国展出。
文物出口或个人携带、邮寄文物出境，须经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鉴定，并向海关申报。
第六章 文物的拓印、复制、拍摄、测绘
第三十条 文物的拓印、复制、拍摄按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第三十一条 未经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任何非文物单位和个人不得测绘本自治区境内的重点文物和古建筑。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分别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
（一）积极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认真执行文物政策法令，保护管理文物成绩显著的；
（二）为保护文物与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
（三）将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物、具有重要价值的有关资料捐献给国家的；
（四）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
（五）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创造或其他重要贡献的；
（六）在文物面临破坏危险的时候，抢救文物有功的；
（七）在文物普查、征集、拣选中发现重要文物，取得显著成绩的；
（八）在文物市场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九）长期从事文物工作成绩显著的。
第三十三条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所列行为和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故意污损文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文物保护单位给以警告并处以罚款，情节较重者，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
（二）擅自拓印、复制、拍摄文物，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拓片、复制品和摄制品，并处以罚款，造成文物损坏的，责令赔偿；
（三）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兴建工程、挖土、修坟、采石、爆破等，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其停工，限期拆除或整修复原，并对施工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处以罚款；
（四）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堆放垃圾、排放废气、废水或进行其他污染活动的，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处以罚款，并限期治理；
（五）在基本建设或生产建设中，发现文物不及时向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保护现场，使文物受到损坏的，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责任单位和主要责任者处以罚款；
（六）擅自拆除、改建、迁移和损坏古建筑及其附属物、纪念建筑物、石刻、石窟寺、古墓葬、古文化遗址、岩画等文物及其保护标志、界桩的，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按损失程度负担修复费，并处以罚款；
（七）违反考古钻探技术规程的，未经批准进行考古发掘的，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钻探、发掘，并处以罚款；
（八）文物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文物被盗、被毁、流失，情节轻微的，给予纪律处分或罚款。
本条罚款的具体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依据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其申诉和诉讼程序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
法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盗窃、走私、破坏文物等，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1982年8月18日通过颁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1989年10月27日
打击刑事犯罪应强调“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
王政
记得少年时我曾看过一部外国影片，片名好像是《赏金杀手》。现在回想起来，影片中演绎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西部。的确，那一时期，在美国历史上应算是一个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影片的大概内容是：警察因没有足够能力找到或对付那些杀人成性的恶魔（影片中的坏人），于是就贴出重金招聘职业杀手的“赏金告示”。不用问，悬赏内容肯定是“谁能把悬赏中的坏人杀掉，谁将会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受用一生的大笔赏钱”。恰巧是有人专门喜欢干这种既能得赏金又能“除暴安良”的事情，所以杀人的“赏金告示”一经贴出，就肯定会有人（影片中的“侠客”或“英雄”）大敢地去“接榜”。影片中的故事情节主要就是围绕那些“职业杀手”与“被悬赏对象”之间的较量而展开的，可以说险象丛生、扣人心弦。或许是爱好幻想的天性使然吧，在我后来学习法律的过程中，这部影片竟然一直让我产生一些与法律相关的奇异想法，尤其是关于国家打击刑事犯罪立法的一些想法，且有些想法已经伴随了我好多年。下面，就让我把这些带有“荒诞”意味的想法写出来，也好让大家多一份评判的“笑料”。
几乎人人都存有“以恶报恶”的报复心理，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有良知的社会公民都希望他早日能受到法律的严惩。影片《赏金杀手》给我们导演了一种用“侠客”对付恶人的理想方法。我的一些“荒诞”想法也是产生于以下一些疑问：如国家在打击刑事犯罪立法方面能否真得采用类似影片《赏金杀手》中的“功利主义”做法？国家能否采取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可否采用功过相抵的方式进行解决？……等等。带着这些疑问，就让我信笔由缰地开始“阔论”吧。
一、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赏金杀手》中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做法。
其实，古今中外，不管是私人、团体，还是政府、国家，“雇佣杀手”或“鼓励杀人”的做法一直是绵延不绝的。中国《孙子兵法》中就有讲述奖励士兵英勇杀敌的智谋篇章；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也曾有鼓励屠杀犹太人的政策；蒋介石政府也曾出重金悬赏购买过共产党要人的项上人头；民间为了私人恩怨雇佣杀手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尽管同样是杀人的行为，但杀人的具体环境和目的、动机不同，有些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人们一般的伦理观念是：国家、政府、军队或警察以所谓的“国家、民族或公共利益的名义”为了特定的目的是可以杀人的，而且，杀人杀多了还可以成为英雄；但对一个普通个人而言，不管其杀死的是一个多么让众人痛恨的坏蛋，其杀人行为都是法律所不能容许的（当然，法律上规定的正当防卫情况显然是一种例外）。也正是因为如是之逻辑，由国家或政府去雇佣杀手杀人才具有特殊的意义。想必这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功利主义”思想或高明的“治国之道”吧。
大家都非常地明白：自从有国家以来，对犯罪分子实施刑罚的权力即专属于国家或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也是由其权力代理人（国家官员）来组织实施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官员们（包括代表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皇帝、总统等）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让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受到法律的严惩，在让一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的情况下，甚至还会让一些无辜群众蒙受不白之冤；形势严峻时，还可能引起社会动荡，造成国基不稳。聪明的统治者总是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的，在他们认识到民众和非政府力量的重要性后，通过悬赏方式放手发动群众或利用民间力量来制止犯罪行为（主要指叛乱行为）之蔓延自然就被看成是明智之举。这样务实的方式很显然是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等于国家或政府充分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以最低的代价实现了社会的稳定。
一般而论，传统的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应包括行为和规范两方面内容：1、人是有理性的，“避苦索乐”或“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2、人除了具备理性，还具有自由意志，人能够凭借理性和经验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3、个人或团体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总会进行必要的利弊权衡或取舍的，即“两利相存权其重，两弊相交取其轻”。4、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在制定法律或政策时应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二、国家立法应如何体现或遵循功利主义的思想原则
具有近代“刑法之父”美誉的贝卡利亚说过：“人的幸福是欢乐和痛苦，要是我们能运用数学公式来计算人生善恶的话，好的立法是把人引向最多幸福和最少痛苦的一种艺术”。至于在立法方面如何体现功利主义思想，应当说西方思想家杰米利•边沁（以下称“边沁”）说的最透彻。边沁认为：法律的本质内容，即衡量法律好坏的标准及其价值的改变。关于法律本质，应当引入“趋利避害”的功利原则作为立法时必须遵循的准则。衡量和估计所订立的法律是符合还是违反功利原则，要通过对苦乐的详细计算来加以判断。具体而言，应当从三个方面去考虑：1、看法律的假定行为，对任何人究竟苦胜于乐还是乐多于苦。如果是苦胜于乐，那么对人们就不利，就是违反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如果是乐胜于苦，那么对人们就是有利的，当然也就符合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了。2、看法律假定的内容是否依次遍及所有关系人，也就是说要以社会的整体利益来加以衡量。3、看法律规定内容所反映受利人与受害人的人数比例而定。如果受利的人多于受害的人，就是符合功利原则的；反之则违反功利原则，这样的法律就应当舍弃。边沁认为：既然法律是由国家所制定的，而法律的目的又在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以在立法的时候，在决定和分配人们权利与义务的时候，必须以全体国民的快乐为基准。当然，对于制定的法典，还要从形上考虑法典的完整性、普遍性、简洁性、准确性、结构严谨性等诸多要素。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便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
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贝卡利亚和边沁都认为：1、犯罪必须被看成是对于社会的危害，评判犯罪的唯一正确标准是其危害程度。2、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重要。惩罚只有在有助于预防犯罪的前提下才是正当的。为了预防犯罪，必须颁布和改善法律，以获得国民的理解和支持。3、刑罚与犯罪必须相适应。当某人已下定决心要实施某一特定犯罪时，通过苦乐计算，使他不要造成比达到其犯罪目的更多的危害，这样可尽可能地把犯罪遏制在最低发案率水平上。
三、我国刑事立法在遵循功利主义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
考虑到我们人类的一些共性东西，任何一国在制定打击刑事犯罪的立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时是不可能不考虑功利主义原则的，只是考虑方面不同或程度深浅不一的问题，我国刑事立法自然也不例外。对我国刑事立法已经考虑到的方面在此就不赘言了，下面只就考虑不足之处做些必要简析：
（一）片面强调国家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作用，对社会力量不够重视。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我们相信警察是万能的，不准许私人侦探机构合法存在，不注意充分发挥民间智慧在侦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2、对刑事案件的侦破，没有采用广泛的“悬赏政策”，没有制定关于刑事案件检举、侦破及抓捕方面的普遍推行的悬赏制度，不利于通过提高刑事案件破案率的方式减少犯罪分子逃脱制裁的可能性。3、不够重视媒体在预防和揭露犯罪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对许多大案要案禁止媒体进行报导。4、片面强调刑事案件证人的作证义务，不注视对刑事案件证人的保护制度建设，不能有效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二）对人类本能或天性的东西认识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定的法律可能保护或纵容犯罪。主要表现如：1、将行贿和受贿同时作为犯罪处理，让行贿人因惧怕法律制裁而不敢举报受贿人犯罪，受贿人因其行为得不到行贿人举报的有效制约而强化了其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2、没有建立自首和主动认罪与量刑的交换制度，对自首和认罪者往往处于重刑，强化了犯罪人死不认罪和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3、对共同犯罪和集团犯罪的同案犯（严重刑事犯罪除外，如共同故意杀人等）有自首及重大立功表现者没有采用“既往不咎”或“功过相抵”的刑事政策，不利于瓦解犯罪团伙或其成员结盟的意愿，等等。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都没有充分利用人性“相互戒备”和“趋利避害”的心理来减少和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对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或认识不够科学，立法重点打击的对象欠缺客观公正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1、我们没有强调把犯罪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性自身的不完美和社会自身存在的缺陷，而是片面强调犯罪者本身的过错。2、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者的客观现实”，对犯罪行为发生，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应承担首要责任的道理（许多严重犯罪事件，往往是由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受害人找不到合法救济、宣泄或伸冤途径酿成的）。3、我们不愿承认“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现实，打击刑事犯罪的结果往往是对普通民众因生活所迫进行的盗抢行为处以重刑，而对巧取豪夺的奸商和贪婪地聚敛钱财的政府官员却无可奈何。4、我们不愿承认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的国家机关和官员们本身也可能是犯罪行为的制造者和实施者的事实，实际情况应当是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们更需要法律的监督和控制。
（四）在罪犯改造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欠缺有效性，罪犯的改造成功率正变得越来越低。在罪犯改造方面我们改造理论和改造实践同样存在不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之处。具体表现：1、我们不从人性、人道、秩序和规则方面对违法犯罪者进行说教，而是从国家和政府“施恩”的角度来对被改造者进行说教，这种说教方式难以让被改造者信服。2、我们忽略“人的道德水准具有无法精确评估和测量”的道理，忽略“个人道德水平高低与其社会地位无关”的道理，而是将被改造者看成是一群道德水准低下的人。这种认识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某些人被判刑入狱，是因为他们触犯了现存的社会秩序或法律规则，并不表明他们的道德水准低下，相反，某些犯罪者可能具有比社会一般人更高的道德水准。这种道德高低的歧视也往往难以让人信服。3、将不同类别的犯罪分子进行集体关押和共同劳动改造，让那些初犯者和非恶劣品行罪犯接触社会更多的丑陋现象，同时沾染上其他罪犯更多不良的恶习，结果其品行通过犯罪改造行为反而变得越来越差；加上我们一般社会成员对犯罪者的歧视，往往把那些曾经善良的人继续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4、我们不注重通过正当信仰（包括宗教）、隔离反省、文化教育等方式对犯罪者进行心灵上的净化或救助，而更多的是通过铁窗镣铐和劳役之苦来进行思想改造，这实际上不符合“攻心为上”的改造人的“效率”法则。
四、充分发挥功利主义刑事立法思想的前提和基础
对统治者而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是需要大智慧的，必须依靠全社会力量的，而且现实中采用怎样的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要充分发挥功利主义刑事立法思想的作用，创造一个更加文明和谐的社会，必须要求具备以下前提和基础条件：
首先，国家的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单纯依靠国家机关和司法官员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局限性，必须树立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主要发挥社会力量”的主导思想。具体的方式如：鼓励社会不同的群众主体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和监控制衡来确立法律规则的权威；注意加强和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比如要强调和发挥私人侦探机构、财务审计机构、社会调查和咨询公司在侦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使这些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中去，并且建立一整套社会中介结构与国家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凡此等等。
其次，我们必须对人的基本天性或本能具有相对客观或科学的认识，尤其是对掌握权力的人，至少不应强调其普遍具有高于一般群众的道德情操，相信其真正能够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对掌握权力的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具有符合人性“自私”本能的一面，认识到其最有可能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认识到其对社会违法或犯罪率的上升有着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国家和社会监督及管理的对象应主要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尤其是那些掌握重大权力的人。要知道，普通民众是不具备腐败的资格和条件的。
再次，必须充分认识到官员腐败是产生一切社会痼疾或动乱因素的主要根源之一，国家或社会制度设计必须充分考虑或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比如：对检举揭发犯罪行为属实者给予重奖（奖金应来源于罚没的犯罪者的私人财产）；打破行贿与受贿的对合关系。行贿者完成行贿行为后如果检举受贿者或在司法审查中提供重要受贿证据的，应追究受贿者的责任，行贿者不以犯罪论处；受贿者完成受贿行为后如果检举行贿者或在司法审查中提供重要行贿证据的，应追究行贿者的责任，受贿者不以犯罪论处；只有在第三者进行检举且行贿者和受贿者都不配合刑事侦查时，才可同时追究二者的责任。总之，必须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算计心理（免除最先检举人或证据提供人责任的方式）减少或拆解行贿者与受贿者结盟的可能。在打击官员腐败的犯罪问题上，推行法定的“功过相抵”制度，对有重大立功表现者，原则上不进行刑事制裁。
此外，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具体措施上，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比如：当控告或检举人在掌握一定犯罪证据的前提下，在司法机关不及时作为时（不免除司法机关不作为的责任），可以通过向司法监督机关申请令状（并提供一定金钱担保）的方式以自有资金聘用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违法犯罪证据方面的进一步落实或搜集工作（中介机构在取得令状后，可以申请调动警察出面协助），在犯罪行为得到确认后，检举或控告者可从罚没犯罪人的财产处得到加倍补偿（当然在犯罪得不到证实时，中介机构或申请人对被控告者所造成的损害应当给予赔偿）；加大对诬告、报复或陷害等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打击任何形式的报复或陷害行为；对犯罪后逃跑的，国家应采用普遍的悬赏制度抓捕逃犯，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力量来参与打击刑事犯罪等。
最后，必须强调社会人文道德和宗教的作用，强化信息传媒的作用，建立相对独立于政府控制的、互动式的大众传媒网络体系，充分发挥人文道德、宗教、媒体在犯罪预防和刑事案件侦破中的作用。同时，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必须注意国际间的官方合作和民间合作，减少重大犯罪分子或犯罪集团头目外逃的可能性。
总之，现代社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且社会组织结构正在变得日趋复杂；同时大量的优秀人才不断流向社会进行就业，而不是担任国家或政府官员。这些流向社会的优秀人才可能会为社会创造巨额财富，也可能会制造社会政治或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而那些代行国家公共权力的官员们在道德素质和能力方面也并非无可指责，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同样存在着人民群众可以说词的劣根性和局限性，官员个人或群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全民利益和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如不是这样，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是无法找到合理解释理由的）。所以，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稳定有赖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公平的博弈。对打击刑事犯罪而言，借鉴影片《赏金杀手》中的思路，按照能够维护“最大多数人利益”、实现“最大多数人幸福”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去创设各项法律制度无疑是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务实的选择。
2006-9-7
（作者简介：王政，系北京市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