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时期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
杭州市司法局 倪 毅
[内容摘要]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特别强调要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这一点，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党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涵义及这一课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加强党的依法执政建设重要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新时期加强党在依法执政过程中需要把握的党依法进入政权组织、依法开展执政活动、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理政的方法等问题，同时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一定的思考，提出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首要任务是强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法治观念，树立牢固的法律信仰；中心环节是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水平；重要保障是依法对权利运行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人民谋利益的观点，予探讨。
关键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依法执政问题 探讨
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就是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我们党是我国惟一的执政党。没有党的依法执政，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此，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特别强调要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这一点，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党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断加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的建设是新时期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课题，在此本人就新时期加强党有依法执政能力建设作一粗浅论述，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内涵及时代背景
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内容丰富、内涵精深、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重大课题。加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命题的内涵、背景，对提高其重要性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
（一）、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依法执政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构成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必须通过依法执政的途径来实现。
所谓依法执政，就是指一个政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并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管理活动。依法执政意味着党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等执政权力的行使，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最终实现党的正确领导。
所谓依法执政能力是执政党以国家机器为杠杆，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坚持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持续获得人民拥护，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引导社会整体进步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它是执政党为履行职责、强化效能、保障地位而进行构造、创新的系统行为过程。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建设工程，是随环境、任务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系统过程，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
（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时代背景。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领导方式，在55年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执政方式，包括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等。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的状况等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执政碰到的第一个新情况，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现代中国走向经济繁荣的必然选择，２０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新情况对党的执政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它不仅促使经济发展的结构、经济活动的主体、利益分配方式多样化，而且对文化、人的价值观念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是建国以来我们党执政的社会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国内来看，体制改革造成利益关系的新变化，提出了许多紧迫的新任务。比如，如何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都是非常重要而十分艰巨的任务。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对我们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特别是强权政治和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对我国的压力，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新的考验。这些都需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三是我们党执政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比较直接，其中政策在执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客观上要求党依法执政，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执政方式的改变，使党在执政问题上直接面对的问题是：党的执政观念能否及时改变，党的执政能力能否适应这一要求而提高。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通过实践探索，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我们党提出要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表明了我们党对民族进步、对国家发展的高度责任感。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而且关系到能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呼之而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过去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的重要思想。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思想。这反映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党的执政活动的内在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正是基于我们党的历史方位所发生的变化，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出发，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
不断提高党的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在宪法和法律面前，共产党同其他民主党派、团体、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们党在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党依法执政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权力能否严格依法运作。实行依法治国首先要求党必须依法执政，只有坚持党依法执政，才能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依法执政是新时期我们党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
第一，依法执政是党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必然选择。党只有自身率先做到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有效地约束任何组织、任何团体和任何个人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在整个国家形成浓郁的法治氛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二，依法治国并不仅仅是党的各级组织要抓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是，这是对党的执政行为的一个根本要求。党要坚持依法执政，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及其相应的程序和手续都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要善于依照法定的程序来实现党的意志。
第三，依法治国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执政基础是人民群众。党的领导核心和执政地位是否牢固，党政关系是否和谐，工作机制是否合理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看我们能否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能否高效、廉洁地为人民服务，能否始终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所以依法执政的能力决定着依法治国的成效，反过来，依法治国的效果又是对依法执政能力的检验。因此，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迫切需要。
（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期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纵观世界，各国执政党执政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依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对政治生活的领导，即体内运行；二是执政党居于国家执政机关之上，直接对国家政权发号施令，即居高临下；三是执政党不通过国家政权，直接行使本应由国家政权机关行使的职能，即简单取代。第一种执政方式最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
我国在政治体制设计上采取的是第一种方式，即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来执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实际的执政方式偏向于第二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党刚刚执政，内有困难外有封锁的情况下，对于提高党对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集中社会力量组织重大建设项目和重大经济活动，进行国防建设，防止重大灾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极为重要的。但是随着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变化，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化、法治化水平较低的基础上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一些地方党委包揽过多，权力过分集中。一些地方党委用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指挥人大、政府和政协的工作，不少地方党委直接做了许多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把政府变成党委的而非人大的执行机构。一些地方事无巨细都由党委出面，包办代替同级其他各种组织的事务，不少地方党政关系缺乏制度化、规范化，工作中主观随意性大，难免在工作中互相扯皮，影响工作效率。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政党、国家、社会几乎是三位一体，而党又处于各种权力的核心，是惟一的决策者和。一旦党的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往往会使国家、社会处于被动地位，成为矛盾的集中点和风险的承担者。同时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党组织接受各方面的监督。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不仅使政权机关很难行使自己的职权，影响政府工作效率，还会造成“党不管党”，削弱党的战斗力，影响党的领导的整体效能。
我们党正是看到以往执政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并就如何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经过多年的初步探索，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了较大的改进。目前，从整体看，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处于转型期。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总目标应该是实现党从第二种执政方式向第一种执政方式的转变。 依法执政作为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转变。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依法执政不仅意味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调整，而且还意味着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地位的不断巩固。对于这一点，必须提到足够的高度，充分加以认识和理解。
（三）、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需要。
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也是我们党依法执政的显著特点。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和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大大提高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依法执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方式。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依法执政既是重要环节，又是必要条件。一个国家，执政党能否依法执政，直接影响着国家机构能否依法运转，从而决定着能否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只有通过依法执政，才能切实保障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真正统一起来。
三、实现依法执政过程中应当把握的几个问题
把握问题一：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首先依法进入政权组织。
执政党依法执政，首先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进人政权组织，成为国家政权机关中的领导党。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是通过在国家政权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来实现的，而不是在国家政权之外，更不是在国家政权之上。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是通过武装斗争方式进行的。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式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要使党进人国家政权组织、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并不是任何政党都可以成为执政党，也不是任何政党以任何方式都可以进入国家政权组织。根据民主政治和法治的要求，依法执政首先意味着，党依照宪法的规定以法定的途径进入国家政权组织。我们党作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要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自觉地遵守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遵从人民意志的选择，通过法定的程序和方式选派推荐自己的党员进入国家政权组织，依法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决定，支配和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发展，实现党的主张。确保我们党在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把握问题二：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遵循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把执政党领导方式纳入法制轨道的基本依据，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法制原则。党对国家的领导和监督，必须通过和运用法律手段。党只能通过立法机关和政府进行领导，自觉依法办事，而绝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发号施令。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和政府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为了更好地领导和保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执政党的领导权不能大于“法”。
把握问题三：党要坚持依法执政，必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第一，各级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同党的领导并不对立。在依法执政的情况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法律、法规，选举国家各职能机关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监督，不能将这种履行法定权力的行为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看待。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职权，这本身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因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只有保障权利机关依法履行职能才是依法执政的体现。
第二，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同党的领导相统一。在依法执政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直接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不能将这种宪法规定的依法行政行为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看待。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各级人民政府的依法行政行为，而不是直接干预或代替它们履行职能。执掌各级政府领导权的都是各级党委推荐当选的党的干部，他们领导政府的行政行为本身就是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各级人民政府依照宪法行使权力和通过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实现对社会进行管理，也体现着党的领导。
第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同党的领导相一致。根据我国宪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宪法授权的范围行使权力，在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只服从法律，这就体现着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律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不能由党直接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样有悖司法独立原则。
第四，各级党委支持各方独立负责开展工作是依法执政的具体体现。在依法执政的情况下，党委要支持各方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不能将这种支持理解为对各种组织放任不管。在依法执政的情况下，各级党委要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继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支持各方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的同时，保证各方步调一致地实现党的执政意图和主张。党要根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依法加强对国家政权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关中党的组织的领导作用，强化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党员的执政党意识，保证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把握问题四：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要运用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
贯彻依法执政的方针，要求推进依法执政的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执政，需要运用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具体讲有以下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依法执政的重要目的是维护宪法秩序，实现宪政。宪法是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落实宪法，遵守宪法，严格按宪法办事应当成为党依法执政的一个根本着眼点。
第二，要进一步健全依法执政的法律。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目前我们党依法执政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家政权运作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还不能适应依法执政的法律需求。因此，有必要研究和制定、健全有关的法律，科学界定执政党的领导职能、执政方式和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从法律制度上保证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组织实行依法领导，保证国家政权组织依法行使职能不受非法干涉。这样，可以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巩固下来，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提供更为充足的法律保障。运用这些法律，才能更好的治理国家。
辽宁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2006年修正）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
1999年11月25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6年1月13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障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简称国务院《条例》，下同），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简称农民负担，下同）及其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制止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
乡（含镇，下同）人民政府主管本乡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日常工作由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负责。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接受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
监察、财政、物价、审计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依法缴纳村提留、乡统筹费和承担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及其他费用，是农民应尽义务。
第二章 村提留和乡统筹费
第六条 向农民收取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以村为单位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虚报人均纯收入及其他形式，变相增加农民负担。
第八条 村提留、乡统筹预算方案的编制和决算方案的审议，应当按照国务院《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农村承包田（含机动地）的承包金，全部纳入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实行专业承包和招标承包的工副业、果园、鱼塘、柞蚕场、荒地、荒坡、荒沙、荒草和荒水等项目除外。
对从事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的农户缴纳村提留、乡统筹费的比例，由所在地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条例》有关规定确定，收缴的费用不计入本条例第六条的限额比例之内。
第十条 对农民负担实行监督卡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于每年3月末以前将村提留和乡统筹费预算方案计算到户，填入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到农民手中，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农民负担监督卡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制。
第十一条 收缴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必须与农民负担监督卡填入的项目、金额相符。
村提留、乡统筹费的收缴方法，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后，分别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组织收缴。
缴纳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截止日期为次年1月31日，严禁在收购农产品时扣缴。
第十二条 村提留应当按照国务院《条例》第七条的规定，用于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的开支。
村内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补贴标准以及招待费的具体标准，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报乡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三条 乡统筹费应当按照下列项目安排使用：
（一）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用于民办教师工资补贴、购置教学设备和校舍一般性维修；
（二）计划生育费，用于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节育手术补助及计划生育所需的旅差费；
（三）民兵训练费，用于参加军训（指执行军委下达的军训任务）人员的误工补贴、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的补助；
（四）优抚费，用于现役义务兵家属和其他优抚对象的优待、补助及拥军优属活动开支；
（五）乡村道路修建费，用于本乡范围内的乡村道路、桥涵的修建。
乡统筹费可以用于五保户供养。五保户供养从乡统筹费列支的，不得在村提留中重复列支。
第十四条 乡统筹费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实际收取总额的50%；乡村两级办学经费一般不得超过乡统筹费的60%。
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平调乡统筹费；乡人民政府不得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另行收取专项费用。
第十五条 乡统筹费，由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并按照规定的使用范围，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第十六条 国家确定的贫困县的特困村，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免缴乡统筹费。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户或因较大自然灾害造成的贫困户，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乡人民政府核实、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免除全部或部分村提留和乡统筹费。
对烈军属、失去劳动能力的荣复退伍军人和贫困村、特困户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减免，按照国务院《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减免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不得分摊给其他农户。
第十七条 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其他非法手段向农民强制收缴村提留和乡统筹费。
第三章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第十八条 农村农业人口、具有劳动能力、年满 18周岁至60周岁的男性公民和年满18周岁至55周岁的女性公民，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限额及其使用范围，应当按照国务院《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农村义务工中的公路建勤工，由公路两侧15公里以内居住的年满18至45周岁的男性劳动力和年满18至40岁的女性劳动力承担。按照标准工日计算，每年每人不超过3个工日，机动车和畜力车每年每台（辆）不超过2个工日。
第十九条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不得跨乡使用；因抢险救灾、兴修大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确需跨乡使用的，由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确需增加劳动积累工的，应当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出劳务为主。本人自愿的，可以以资代劳。以资代劳金的标准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行要求农民以资代劳。
第二十一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账、卡登记制度，并于每年3月末以前将用工计划分解到户，填入农民负担监督卡，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四章 其他项目
第二十二条 面向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按照国务院《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审批。实施收费时，应当持物价部门核发的收费许可证，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未持收费许可证和使用收费票据的，农民有权拒付。
第二十三条 向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进行集资，必须遵循自愿、适度、出资者受益、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并按照国务院《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改造集资，由县教育部门提出申请，经同级城建、农业部门鉴定，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生产、公益事业，应当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所需资金从公积金和公益金中列支。
第二十四条 集体经济组织以贷款或者借款方式兴办集体事业，应当从集体经济组织取得的经营收入中偿还。
第二十五条 向农民发放牌照、证件和簿册等，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只准收取工本费。
第二十六条 在农村开展保险、合作医疗、公证、订阅报刊和书籍、发行有价证券等服务性活动，必须遵循自愿、量力的原则。任何部门不得强制或者摊派。
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订阅报刊的种类、份数及金额，应当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报乡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农村执行公务所需经费，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在农村设置机构、购置设备或者配备人员所需经费及需要补充的其他经费，均不得向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摊派。
第二十八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组织以任何形式、名义，开展要求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提供财力、物力、人力的达标升级和验收评比等活动。
第二十九条 对国家下达的农产品定购指标，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向农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对农民交售的农产品，收购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并及时兑现收购款。
第三十条 向农民收取的水费和电费，必须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和加收其他费用。
水利、电利部门应当定期将水价和电价印发给农户或者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五章 案件处理
第三十一条 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对违反国务院《条例》和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向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举报，也可以按照诉讼程序起诉。
人民法院对属于农民负担的诉讼案件，应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审理。
第三十二条 对涉及农民负担的举报案件（简称举报案件，下同）按照属地原则，由案件发生地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或者转报上级人民政府处理。
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举报案件的数量和处理情况，定期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三条 对涉及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书面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转报上级人民政府处理。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在6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通知有关单位执行。
对举报案件的处理，不得推诿，无故拖延。对推诿和无故拖延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越权制发有关收费、集资和建立各种基金等加重农民负担文件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请本级人民政府予以撤销。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本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以1000至5000元的罚款：
（一）虚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二）超出规定比例限额提取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
（三）超出项目、超范围使用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以及劳务的；
（四）对村提留和乡统筹费未按照规定程序预决算和未按照财务制度规定进行管理以及不接受审计监督的；
（五）未建立农民负担监督卡的。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请本级或者转报上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退回非法收取、平调的款项，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一）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平调乡统筹费的；
（二）乡人民政府超比例使用乡统筹费或者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另行收取专项费用的。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如数退还非法收取的款项；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其所在单位、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向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非法集资，擅自发放牌照、证件、簿册等或者提高收费标准的；
（二）擅自提高水费、电费标准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强制农民参加保险的；
（四）强制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订阅报刊书籍的；
（五）强行要求农民提供财力、物力、人力，开展达标升级和验收评比活动的；
（六）执行职务、设置机构、购置设备、配备人员向农民摊派所需经费或其他经费的；
（七）强行要求农民以资代劳的。
第三十八条 对无正当理由拒缴村提留、乡统筹费和不承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由村民委员对其进行教育，经反复教育仍不予改正的，依照村规民约的规定或者农业承包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理，也可以按照诉讼程序依法解决。
第三十九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尚未设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其管理职权可以由村民委员会代为行使。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