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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经济学看我国法律改革

钱弘道

　　在国外，经济学大举“入侵”法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从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出发，对法律作出深刻的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由此诞生。

　　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

　　法律经济学讲什么?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比较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或制度模式。经济分析中的数量分析和行为理论的量化完全实现了理性的确定性要求。

　　归纳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法律经济学还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这些方法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使法律经济学充满生机。

　　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理论。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从民商法看，民商法长期以来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民商法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民商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落后于社会实践；从行政法看，行政法规过于泛化，强调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从当前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财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有关企业法律、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亟待完善。法律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将推进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标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从司法实践看，同国外的法官办案效率相比，我们的法院办案效率是相对较低的，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

　　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法律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一种国际法思潮的事实将改变中国传统法学的固有结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将促进中国法律改革。

　　法律经济学原理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同一个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维护的是公正，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归。我们过去将公正作为法律的价值标准，今后，我们在坚持公正标准的同时，效率将成为法律改革的目标。


不要再为批评假学术感到不舒服了

龙城飞将


　　我在网上发表几篇博文，批评假学术 ，指出中国的假学术成了一种产业链条，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益。本来并不专指某个人，我只是借此小小的博文提请学园的菜农们注意这种现象，希望大家扎扎实实地做点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不想有人看到这不温不火的文字坐不住了，主动前来对号入座，兴师问罪。雅典学园理论权威新月在留言中给我扣了一些大帽子，并以理论权威的口吻对我教训：
　　问题是真假的标准何在？你认为“空洞无物”未必别人这么认为；你认为“言之凿凿”的别人也许认为纯属虚构。
　　我认为你是假学术，但我不认为我得去分析博主在哪个链条里。
“链条论”可视为某种粗糙版阴谋论……
　　建议博主认真学一点理论……

　　因为他是理论权威，所以他可以武断地给别人下结论。因为他是理论权威，所以他可以不用论证就给别人下结论，同时置别人的论证于不顾。因为他是理论权威，所以他可以用一些并不学术甚至不是很雅的文字去批评别人。因为他是理论权威，所以他认为别人不懂理论，教训别人去学理论。
　　理论权威问我，真假的标准何在？其实他这是在明知故问。我早在几篇博文中讲到，假学术仅仅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形成一个利益体系，对中国现实的问题没有一点指导意义。理论权威说他不这么认为，但他又不认为自己应当为此作出论证。我指出假学术由下列利益链条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其一、博士培养链条；其二、学术包工链条；其三、官员升迁链条；其四、职称评定链条；其五、社会关系网络；其五、出版集资链条，而他却“未必这么认为”。所以，我们是无名小卒，论不过理论权威。
　　我不知道现在的学校怎么啦，硬把一些纯洁的孩子培养成了不断偷换概念，不做一点具体实事的“理论权威”，这对我国的学术是福，还是祸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和理论权威费时间了，该说的话已经说清楚，他仍要胡搅蛮缠，我们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的必要。今天这个博文是就真学术与假学术的最后一篇博文，如果没有什么全新的值得我再为此再写作的话。下面我复制自己关于真学术与假学术的一段话，供读者参考：
　　有些中国人搞学术，跟赌场、股票、足球、武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如oldfrankly所说，用发表论文的规范格式贴一个学术文章谈谈某个学术话题，就好比练武的人用规范礼节表演了一套武术套路。如果说练武不是专为了打流氓，搞学术也不是专为了解决实践问题。自然，搞法律的也不是为了真正解决法律问题，一遇到法律问题就兜圈子，该讲法律时他讲法理，该讲中国法律时他讲外国法律……
　　这些搞学术的人很少搞真学术，他们只喜欢搞树枝树叶，跟欧洲历史上研究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一样的做法，不喜欢搞最简单的也是最解决实际问题的树干。他们以介绍国外某个专家为荣耀，这当然是应当的。但用国外某个专家的一句“金口玉言”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圭玉臬则是把中国的法治讲成“口治”，即口水之治的倾向。尤其令人难受的是，国外著作如汗牛充栋，真正读懂的有几人，因为有些书翻译过来之后和没有翻译几乎没什么两样，充其量是用汉字表达的外文，晦涩难懂，佶屈聱牙，言之无物，废话连篇。
　　真正有意义的是形成了一个由这些利益相关者若干利益链条形成的网络。其一、博士培养链条。其二、学术包工链条。其三、官员升迁链条。其四、职称评定链条。其五、社会关系网络。其五、出版集资链条。在这链条的高端，是一些“博”“导”“授”“士”，低端是各式各样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他们仰望星空，完全被眩目的光环刺激着。一些计划内的硕士博士是学术包工头的奴隶，不完成包工头的任务指标不能毕业，计划外的硕士博士则是无偿在学费之外向这个系统供血的机器，他们得“自愿”地向这个系统奉献。
　　在这个网络之外，是向这个网络供血的机制。比如，本科生和硕士生由家人供养，博士生一面打工挣钱一面维持学业，国家与社会通过课题费等方式向这个网络输血，等等。与足球、赌博、武术、娱乐业一样的是，这个行业同样是一种高端享受，低端供血的机制。——摘自《假武术与假学术》，为了精确表达，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下面，我再转载两篇揭露学术腐败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可以令读者知道我国正规的学术生产体系中的龌龊事，可以了解正规学术体系中的假学术是如何运作的，从而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转载文章一：
　　去年买卖学术论文达10亿元人民币，学术造假有损中国科研雄心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10-04/20/content_3193309.htm　2010-04-20 16:56 作者：Gillian Wong 译者　小河
“他居然脸皮厚到在我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把它当作自己的论文提交。真不要脸！”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的以色列教授本•卡南
当中国教授需要发表论文以获得晋升时，许多人会求助像陆克谦（音译）这样的枪手。这位前学校教师待在一间狭小的卧室里，用笔记本电脑为教授、学生以及政府公务员——任何愿意付费（通常约300元人民币）的人代写论文。“我觉得替别人写论文没什么错。”他说，“总是有人需要别人帮忙的。”
中国学术界的代笔、剽窃或造假现象十分猖獗，一些专家担心，这会阻碍中国推动科研进步的努力。中国政府视科学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不久前还提出今年增加科研支出８％，达1630亿元人民币。
最近有报道称，中国发表于国际刊物上的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国家媒体对此津津乐道。但并非所有论文都经得起细查的。去年12月，一家英国刊物撤下了70篇来自中国某大学的论文，称这些研究结果是编造的。“学术造假、行为不端及违反道德等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说，“这是个大问题。”批评人士把这些现象归因于处罚不力和制度问题。现行制度把职称晋升、奖金与发表的论文数量而非质量挂钩。
丹•本•卡南对这种学术剽窃不陌生。这位来自以色列的教授在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已执教9年。2008年，一位同事向他索要一篇论文作为参考。而这篇论文的主题，正是他本人写的有关1933年日本占领哈尔滨期间，一名犹太人音乐家被绑架和谋杀事件的研究。本•卡南说：“他居然脸皮厚到在我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把它当作自己的论文提交。真不要脸！”
发表论文的压力催生了代写热。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及其团队的研究发现，去年在中国有将近10亿元人民币用于买卖学术论文，比2007年增加了５倍。学术造假现象的独立调查人方舟子说，他本人和志愿者每年要曝光约100起学术造假事件，通过网站公之于众。他说：“最常见的是论文剽窃和夸大学术成就。”
美国俄勒冈大学中国科学政策问题专家理查德•萨特迈耶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科学体制，到90年代初，学术研究的问责和评估仍然薄弱，现在的问题可追溯至这两个时期。他说，中国想寻找现成的成功做法，于是仿效西方制度，开始注重高质量的论文发表，但效果喜忧参半。
萨特迈耶说，这些问题可能会挫伤中国志当全球科研领头羊的雄心。他说：“中国科学者在一个充斥学术不端的环境下研究，我怀疑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会不太愿意跟中国同行合作。” （美联社４月１１日）

转载文章二：
李 平：学术造假之风，靠什么清除？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1265804.html2010年03月31日10:09 来源：《今晚报》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连生因严重学术不端被校方解聘了，西安交大在通报上称“对于弄虚作假、抄袭浮夸等学术不端行为，一旦出现严厉查处，绝不姑息迁就”。然而，与这铿锵有力的宣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连生的造假行为在两年前就已经被该校的6名老教授联名举报，但他们的举报之路并不顺利，甚至遭校方数次劝阻。
“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你们这个举报，弄得校领导50天来日夜不得安宁，你们是始作俑者。我现在宣布，如果你们6人愿意退出，马上举手，回头说明也行，还为时未晚。你们如果是为了利益，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让他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这是校方劝阻教授们的原话。
3月21日学校作出解聘李连生决定。有意思的是，3月20日《焦点访谈》曝光了此事。不知21日做出的“决定”，是巧合呢？还是非巧合？《南方都市报》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教授造假，举报真难；央视一报，处罚真快。当然，南都的结论有点“不厚道”。君不见，人家三令五申“对于弄虚作假、抄袭浮夸等学术不端行为，一旦出现严厉查处，绝不姑息迁就”，怎么会屈服于央视的曝光呢？
我们就姑且相信是巧合吧。但是，也太巧合了。“两年”与“一天”的强烈对比，让我们无法相信这只是纯属巧合。
学术造假愈演愈烈，不仅学术界自身，连与学术界不怎么搭边儿的民间大众，也感到了愤怒。但这件事，是以喜剧收尾的，貌似大团圆的结局，让我们感到欣慰。
我们为中国还有这样的6名老教授感到欣慰。毕竟，他们的做法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正义。但怕就怕，如果将来，大学里的教授们不再“大惊小怪”了，都变得“识时务”了，还有没有像这样坚持两年而不懈的举报壮举？
我们为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力度感到欣慰。毕竟，舆论监督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央视的《焦点访谈》，是此次李连生事件终结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根本原因？
虽然无论是“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根本原因”，这件事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原因，应该说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在感到欣慰之余，又感到一缕担忧。
据报道说，校方某负责人曾对教授们说：“网上和报纸现在是揪着不放，（对学校）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就希望不要再到社会上去渲染，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比较好的结果。”也就是说，校方也承认“网上和报纸”是有压力的。但是压力似乎两年来并未转化为动力，而《焦点访谈》的金手指一拨动，“动力”就来了。
看来有些人面对中央级媒体的曝光，真是怕了。但是，他们真的是怕“中央级媒体”？如果学术造假事件都要靠央视《焦点访谈》来曝光，估计再开仨《焦点访谈》也未必够。
这件事的典型性，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学术造假之风，靠什么清除？靠有正义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自觉和坚韧？靠媒体（注：特指中央级媒体）的“强有力”监督？而这些，从性质上来讲，都是外在压力，是“他动力”，而不是学术体制内的原动力。
这件事留给我们的沉思，足够写一篇博士论文的。但有人来写吗？

201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