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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软件企业来说，大部分的软件知识产权发生形式表现为对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因此，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是每个软件知识产权维权的重点。
而软件著作权侵权的难点在于如何收集相关证据以及如何判定侵权？关于如何判定软件著作权侵权，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主要采用的原则是“实质性相似+接触+排除合理解释法 ” （过错推定） （Access&SubstantialSimilarity），具体分为三个方面：
1、实质性相似判断是难点。司法实践中除了通过简单的对比可以判定外，更多的须依赖专家鉴定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软件著作权侵权本身涉及到专业的技术认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往往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认定。
2、接触，即以前曾有研究、复制权利人的软件产品的机会，例如曾经的合作伙伴、销售代理、曾为权利人单位员工等等；
3、排除合法解释法：抗辩的理由一般表现为独立开发中设计巧合、表达方式有限、不同的计算机语言以及来源于第三者（善意）等。
“实质性相似+接触”原则是国际通行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判断准则之一。
“实质性相似”指被控侵权的软件在表达方式上与原告的软件存在实质性的相似，主要分为两类情形:
一是文字部分相似，以软件程序代码中引用的百分比为依据来判断;
二是非文字部分相似，主要靠定性分析来，量化分析比较困难。
总的来说，所谓实质性相似应是指软件整体上的相似，包括软件程序的组织结构、处理流程、所用数据结构、所产生的输出方式、所要求的输入形式等方面的相似，并不单纯以引用的文字百分比来判断。
判断“实质性相似”的主要方法：
一是对照法：即对侵权软件和被侵权软件进行直接对比。这种对比包括两段源程序对比、源程序和目标程序间的对比、两段目标程序间的对比。
二是测试法：通过对两个软件进行测试，如果各中间结果都基本一致，则应属于实质性相似，从而构成侵权。
三是逐层分析法：判断两个软件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有时不能拘泥于将两段程序做直接的比较，以相似之处的数量的多寡来认定，而是要从系统设计、功能设计、结构顺序、结果的输入输出等方面逐层分析。
四是整体感觉法：对于“整体上的相似”的判断要求有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即普通软件用户的角度。
五是“掺假”发现法：即在计算机程序中加入一些对程序运行没有意义和作用的指令和符号，如开发者的姓名，单位或者废程序段等等;或是采用很难为盗版者所发现和修改的独特的代码序列，作为“伪装记号”来保护程序。这样，在进行技术鉴定时，如果发现两个软件的这些随机性很强的无意义特征都相同或基本相同，则可以成为证明实质性相似的有力证据。
单凭“实质性相似”并不能判断侵权行为。独立开发时的设计巧合、由于可供选择的表达方式有限等也可能导致软件程序的相似。所以在认定“实质性相似”后，还要判断“接触”事实。
这里的“接触”指被控侵权软件的开发者以前曾有研究、复制权利人的软件产品的机会。我国在法律实践中借鉴了“实质性相似+接触”原则，并引入“排除合理解释”，修正为“实质性相似+接触+排除合理解释”原则，即在认定了实质性相似和接触的情况下，仍允许被告通过对“实质性相似”的合理解释来否认侵权。
“实质性相似+接触+排除合理解释”原则的主要优点是能够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由于计算机软件的“接触”在极短时间内即可实现，对接触事实的举证非常困难。司法实践中，被侵权人举证的往往是侵权人具有接触的条件，是“可能性”而非“事实”。引入“排除合理解释”后，在确认“实质性相似”的基础上，被侵权人举证“接触”的可能性，侵权人举证其“合理解释”。
通过这两个环节，可以更合理地分配原告和被告之间的举证责任，实践中也易于操作。当然，如果被侵权人能够举证接触事实，则可以直接认定侵权事实。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计算机软件兼具“文字作品”和“实用工具”双重属性，确定“思想、表达二分”的具体法律标准一直是个倍受争议的问题。
各种形式的计算机程序的编码(Code)即文字性(Literal)成分都是思想的表达，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程序的功能目标，通常认为属于思想领域，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这两部分的界限非常清晰，随后的难点在于在编码和功能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个宽泛的模糊区域，是仅通过编码与功能目标的划分所难以规制的。例如：程序的总体结构、接口设计、屏幕显示等所谓程序的非文字(Non-Literal)部分，这部分中间区域哪些属于思想，哪些属于表达，是有待进一步的法律标准来明确的。
美国判断软件著作权侵权的方法参考：
1）SSO法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
所谓SSO，即计算机软件的结构(Structure)、顺序(sequence)和组织(organization)。
程序的结构就是一个程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构造以及数据结构；程序的顺序，就是程序各部分在执行过程中的先后顺序，也就是所谓的程序的“流程”；程序的组织，则是程序中各结构及顺序之间的宏观安排。
SSO法则认为，虽然被告的程序与原告的程序代码完全不同，但二者的结构、顺序和组织相同或相近似，仍构成侵犯著作权。这一法则确立于美国Whelan公司诉Jaslow公司案。
由于计算机软件的每一个子程序，乃至细分的各级子程序，都可能既是思想同时也是思想的表达，程序的各个层次又存在着相应的结构和顺序， SSO法则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了软件作品的思想，逾越了著作权法的界限。
从计算机软件发展规律来看，开发新软件总要借鉴前人的思想，SSO标准只会强化大公司的垄断地位，不利于鼓励竞争。
同时，在侵权行为认定中严格适用SSO标准将使得对软件的反向工程在法律上变得非常困难，从而遏制可兼容性产品的开发。软件用户在软件的价格、品种等方面也会失去选择的机会，将窒息软件产品的创新，不利于软件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有悖于著作权法的宗旨。
2）“抽象-过滤-比较”三步判断法
该判定法认为，判断被告软件中的结构、顺序及组织是否侵犯了原告软件的著作权，应分三步有层次地认定，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判定结构、顺序和组织相似，就一定构成侵权。
第一步，“抽象法”。把原告、被告作品中属于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思想”本身，从“思想的表达”中剥离。如果两部作品只是创作或设计思想本身相同，即使这种相同十分明显也不构成相同或“实质性相似”。为此，可将软件程序分解为由低到高的不同层次。随着层次的上升，越来越多的“思想”被凸显出来，从而使能够被推定为“思想表达形式”的因素越来越少。
第二步，“过滤法”，即将不受保护的资料与受保护的表达分离开，以限定原告作品著作权保护范围。不受保护的资料在认定上主要有三种方法：
其一是融合学说。该学说认为，当某一思想只有唯一的或为数极少的表达时，则表达与思想融合为一，其中的表达不受著作权保护。
其二，通用元素说。该学说认为作品的表达包含字面表达与非字面表达，字面表达受著作权法保护，但非字面表达只有属于独创性时才有可能受著作权法保护。
其三，公有领域因素说。认为一切属于公有领域的资料都排除在著作权保护之外。
第三步，“对比法”，即经“抽象”和“过滤”之后，把剩下部分进行对比，如果被告作品中仍然有内容与原告作品“实质性相似”，可认定为侵权。具体对比方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摘要层次”测试法。即将原告的作品和被告的作品做出一系列抽象层次不等的摘要，然后进行比较。如果两者的相似是在思想观念上，就不存在实质性相似。如果两者的相似在表达上，则构成实质性的相似。该检验法一直是美国法院判定实质性相似的占支配地位的方法。
二是“一般读者”检验标准。指在对作品的实质性相似的认定上应从作品的一般读者的角度来考虑。在特定的侵权纠纷中，什么样的人可以作为一般读者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对该标准的使用多依赖法官或陪审团的感觉。
三是“作品所针对的读者”检验标准。
这是对“一般读者”标准的修正，指如果作品所针对的读者较为狭窄，读者需要具备特定的专业知识，那么法院调查重点就是接受作品所针对的读者，或者接受那些具有专业知识读者的举证。
“抽象-过滤-比较”三步判断法发展了“思想、表达二分”原则，对判断“实质性相似”提出了新的具体判断准则。但该判断法操作难度较大，对法官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信息化时代，计算机软件开发与创新能力关系到国家竞争能力，必须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进行严格的法律保护。我国目前已初步建立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正确运用有关法律法规，严厉打击计算机软件侵权行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重点和难点是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案件具体情况不同，采用的认定方法也不同。
司法实践中，应综合采用“思想、表达二分”法、“实质性相似+接触+排除合理解释”法、 “抽象-过滤-比较”三步判断法等办法，对软件侵权进行认定。同时，要注意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权利限制，避免在“合理使用”、“权利穷竭”、“反向工程”等情形下滥用软件著作权的保护规则。
最后，关于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问题，分为全部赔偿原则和法定赔偿原则，具体的计算标准为：
（1）给权利人造成的实际损失；
（2）因侵权而获利的数额；
（3）使用盗版软件按正版软件计价；
　　内容提要: 在机动车刹车失灵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乘客跳车自救属于紧急避险行为范畴，由此产生的损害由险情引发人即驾驶员承担责任。乘客跳车后其身份即发生变化，已由“车内人员”转化为“车外人员”，属于交强险赔付对象。


■案号 一审：（2011）甬镇民初字第793号 二审：（2011）浙甬民二终字第789号
【案情】
原告：王建伟。
被告：河南省周口市通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被告：钟银海。
被告：王财根。
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15日20时50分左右，被告钟银海驾驶豫PC971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带豫PS195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从北仑回镇海，原告王建伟坐在该车副驾驶位置上。在上招宝山大桥时，钟银海发觉车子有问题，曾在大桥中间停车检查，因未查出问题而继续往前开。当车开到招宝山大桥镇海段下坡的地方时，钟银海发觉车子有声响并且有点刹不住车了，就对王建伟说：“好像要出事了”。王建伟回答：“我要跳下去”。钟银海没有回答，王建伟便打开车门跳下去并因此受伤。该车在开到招宝山大桥收费站时才停住。原告受伤后被送往宁波市镇海龙赛医院治疗，共住院167天。出院后，经鉴定原告伤势构成两个十级伤残。该起事故交警部门因无法查清事故成因，故未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经检验，该车辆左右前轮刹车不符合技术要求。该车系挂靠在被告周口市通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实际车主是被告王财根，被告钟银海系王财根雇佣的驾驶员。该车辆在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投保有两份交强险。事故发生后被告王财根已支付原告医疗费6万元、护理费1875元。
原告王建伟起诉称，由于汽车发生故障，被告钟银海措施采用不当，致使原告从该汽车副驾驶室内掉到马路上受伤。出院后，经司法鉴定原告伤势构成两个十级伤残。该车登记在被告周口市通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被告王财根系实际所有人。交警队未就该交通事故责任作认定。原告认为，其各项损失共计305765.1元应由被告周口市通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钟银海、王财根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周口市通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钟银海、王财根答辩称：发生事故的原因是原告盲目地认为要发生交通事故不顾后果跳车造成的。被告应承担不超过60%的赔偿责任。
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答辩称：原告系本次交通事故车上人员，不属于交强险赔付对象；由于被告钟银海对原告没有侵权的事实，原告应对其发生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审判】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钟银海在发现肇事车辆发生故障后，本应停车让专业维修人员进行维修，待车辆修理好后再驾驶车辆，但其却在没有经专业人员维修的情况下直接驾车继续行驶，导致肇事车辆刹车失灵，原告跳车受伤的交通事故。原告在车辆刹车发生故障，生命安全受威胁的情况下跳车自救并无不当，被告钟银海应当对本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原告在事故发生时已由车内人员转化为车外人员，被告钟银海系在履行职务中造成他人损害，故原告损失应由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在两份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肇事车辆实际车主和钟银海的雇主王财根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周口市通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作为挂靠单位应对被告王财根之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法院判决：一、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在两份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医疗费2万元、护 理 费12525元、残 疾 赔 偿 金72398.4元、交通费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元，合计人民币106473.4元。被告王财根赔偿原告剩余损失158006.7元，扣除其已支付的61875元，尚应支付96131.7元。二、驳回原告王建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人民币5431元，由原告王建伟负担447元，被告王财根负担2365元，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负担2619元。
宣判后，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诉称：一、被上诉人王建伟在事故发生时仍属于法律规定的“车上人员”，其跳车受伤不属于交强险赔偿范围。参照保监发[2000]102号文件《机动车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对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四条的“本车上的一切人员和财产”的解释，被上诉人的跳车行为属于车辆行驶中非正常下车的人员，仍应属于“车上人员”范畴，涉案事故实际系被上诉人自身的不当行为造成，而非标的车的外力作用所致，不应列为涉案事故的受害人。二、涉案事故的发生是车辆存在安全隐患和被上诉人采取避险措施不当相结合所致。被上诉人在听到车辆刹车出现问题时，其为脱离危险擅自选择紧急避险的举动，相较于留在车上而言，明显更为不利。根据事后标的车及驾驶员未发生事故的实际状况，被上诉人存在夸大危险、预判错误，应对其自身的不当行为负主要责任。
被上诉人王建伟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原审被告钟银海驾驶的汽车存在故障，被上诉人选择跳车的行为并无不当。
被告周口市通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钟银海、王财根答辩称：因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事故发生前在车上，受伤在车外，所处的时空状况均发生了变化，故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是涉案事故的第三者系正确。同时，因被上诉人王建伟选择跳车的紧急避险行为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未充分考虑跳车的危险性，也应由其自身承担相应责任，原审判决由我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存在不合理之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酌情考虑。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及在原审时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原审被告钟银海未对其驾驶的肇事车辆尽到妥善的注意和维修义务，导致肇事车辆刹车失灵，作为事故车辆的乘客即被上诉人王建伟在自身生命安全遭受威胁的紧急情况下选择跳车自救，其行为应属于普通理性人的合理选择，原审法院判决由原审被告钟银海承担被上诉人因该事故受伤的全部责任，并无不当。因被上诉人在事故发生时已由车内人员转化为车外人员，且其受伤的原因也系人体与地面撞击所致，原审据此判决由肇事车辆的承保单位即上诉人安邦保险公司在两份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余额赔偿不足部分由原审被告王财根承担赔偿责任，并由原审被告周口市通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王财根之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本案中原告的跳车行为如何定性，由此造成的后果由谁承担？二是原告跳车受伤是否属于交强险的赔偿范围？
一、紧急避险的含义及立法规定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个较小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采取紧急避险要符合三个条件：1.必须有合法的权益受到损害的紧急危险。该危险必须正在发生，若危险已经消除或尚未发生，则不得采取紧急避险。2.必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避险措施。3.避险行为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也就是说，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应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如果行为不仅没有减少损害，反而造成的损害大于或等于可能发生的损害，避险行为就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6条对紧急避险都有所规定，但主要是对损害后果承担主体的规定，概括起来有三层意思：一是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二是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三是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
二、对于紧急避险中“危险”、“受损权益”及“权益位阶”的判定
不是任何危险情况下都可以进行紧急避险。避险行为成立的危险要求是“急迫的”、“现实的”危险。“急迫的”危险侧重的是对危险紧急性的要求。“现实的”危险是指危险已经发生而尚未终了或者危险虽然现在不存在，但是随时可以转化为危险，侧重要求是真实存在，而不是虚幻、想象中的危险。一般情况下，即使危险不是真实、确实存在的，但由于该危险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或避险行为人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可以相信该危险发生的情况下，是有可能成立紧急避险的。美国的侵权法中，只要危险有“合理表现”，则无论该危险是否实际上存在，均可进行紧急避险。[1]例如患有狂犬病的狗正在猛咬拴住它的绳子，依常识判断随时可转化为危险，自然不必等狗咬断绳子对人攻击时再将其杀死。这种急迫危险必须是已经发生的危险，从而排除臆想的危险；这种危险的存在，必须是现实的危险，从而排除误想危险。
一般情况下，紧急避险所损害的另一较小合法权益是不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被害人为摆脱其面临的极大危险，不得已而采取某种避险措施而使自己遭受损害，也属于紧急避险。此情况已被司法实践肯定。所以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包括损害他人的或本人的、无行为限制行为能力的加害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从权益衡量说的角度来说，紧急避险行为之合法性，不在于别的，而是在于其在两种合法权益不能同时得到保护的情况下，牺牲了较轻的权益而保全了重大的权益。因而紧急避险中对于权益位阶的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权益位阶的明确有利于解决权利冲突，减少避险中的判断成本并且可以防止权利滥用。一般情况下人身权益高于财产权益。在人身权益中位阶最高的无疑是生命权，生命是其它权益的载体，对于其它权益的价值次序排序，则交由司法实践进行总结。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价值要求明显高于避险行为所损害的价值，如明知道同位阶同价值的权益，而损害其保全另一利益的，只是单纯的风险转移，并未实现效率原则，属于紧急避险过当。
三、本案王建伟在被告知刹车失灵后跳车自救属于紧急避险行为范畴
第一，存在原告生命权受到威胁的现实危险。原告王建伟跳车并非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为驾驶员告知他“好像要出事了”，并且驾驶员当时也是在努力刹车；从后面的结果看，从原告跳车的地点到车辆停住的地点之间已有较长的距离，这也进一步证明车辆的刹车确实存在问题，事后的检验也证明肇事车辆的左右前轮刹车不符合技术要求。由此可见，车辆刹车不灵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众所周知，刹车不灵产生的后果是极其危险的。遇到紧急情况无法刹车，很容易与其他车辆、行人或是建筑物相撞，而撞击的后果有可能车毁人亡，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案例。因此，虽然当时没有真正发生撞击，但是撞击随时有可能发生，而刹车不灵正是发生撞击危险的“合理表现”，这也是原告避险的前提条件。
第二，在当时情况下，跳车自救是一个普通理性人的合理选择。在刹车不灵，车辆无法停止的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待在车上，其后果难以预测；要么跳车逃生。但即便此时原告也没有直接跳下去，而是向驾驶员说了“我要跳下去”，但是驾驶员并没有劝阻原告或是提供给原告其他的选择或建议，因此驾驶员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他默许了原告跳车。在自己的生命权受到威胁且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跳车自救是一个普通理性人的合理选择。而且据驾驶员所言，当时的车速是20—30千米/小时，一般而言，低速行驶的情况下跳车不会产生太大的损害。
第三，原告跳车的后果没有超过必要限度。此案最值得争议之处就是车辆最终并没有出事，而是停下来了。那么原告跳车是否属于避险过当？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所谓急迫危险，以事实情况产生损害结果的可能性为充分和必要条件，而不是要等到损害结果的发生再去衡量哪个损害更大；事实上，那个时候也无法再去进行损害后果的衡量，因为不同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后果。对于驾驶员而言，是否继续留在车上操控车辆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命安全还关系到路上其他车辆、行人的安全，而且驾驶员对车辆性能的判断要更为准确、直接。但是对于原告而言，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乘客，对车辆无法直接感知、把握，而且他留在车上不会对车辆及其他人产生任何影响。本案中肇事车辆最后是停住了，但是如果没有停住的话，产生的后果则是无法预测的；而本案原告跳车后果是造成两个十级伤残，损害并不算太大。
通过以上三点分析，原告跳车自救构成紧急避险。
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的险情引发人应当是驾驶员钟银海。因为在事故发生之前，被告钟银海就发现车辆有故障并且停下来检查过。但是，这并未引起他的重视，其不仅没有将车辆交由专业人员维修反而继续驾车前行，这种疏忽是造成本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另外，是钟银海告知原告车子要出事了，而且在原告说要跳下去时，钟银海也没有阻止原告。因此，被告钟银海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四、原告跳车受伤属于交强险的赔偿范围
保监发[2000]102号文件《机动车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对“本车上的一切人员和财产”解释为：意外发生的瞬间，在本保险车辆上的一切人员和财产，包括此时在车下的驾驶员。这里包括车辆行驶中或车辆未停稳时非正常下车的人员。但是笔者认为该解释并不能在司法实践中参照适用。首先，该解释属于保监会的内部规定，并不对外产生效力。其次，该解释与国家设立交强险的目的相违背。交强险设立目的是让受害人及时得到救济。最后，该解释还与常理相违背。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是否属于“车内人员”，必须以该人在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的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内为依据，在车内即为“车内人员”，在车外即为“车外人员”。“车内人员”与“车外人员”仅仅是临时的、相对的身份，可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本案中，原告系从车上跳出跌落地上受伤的，原告受伤时的空间位置相对于车辆而言是在车外而非车内；原告受伤的原因也是人体与地面撞击而导致的。因此，原告应当属于交强险的赔付对象。



注释:
[1]［美］史蒂文.L.伊曼纽尔：《侵权法（英文版）》，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出处:《人民司法》2012年第8期


作者：戴盈盈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