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再思考
薛江武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取与舍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处理民事纠纷的传统方式，曾经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并被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然而在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有的法院提出“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改革思路，片面强调快审快结和当庭宣判率，重判决与轻调解的倾向已经显露。法官在审案中注重的是公开、公正、高效，和风细雨、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逐渐被忽略，民事诉讼调解率大幅度下降，而高判决率所引起的上诉多、申诉多、执行难等问题不仅使法院工作陷于负重与被动，同时也增加了当事人对法院工作方式简单化、办案社会效果差的不满情绪，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现代世界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看，为克服诉讼迟延、法律职业工作者人数跟不上实际需要、诉讼费昂贵等弊端，和解或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和解或调解制度的完善也处于不断成熟之中。据了解，有“诉讼王国”之称的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所谓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才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日本通过调停解决的案件占总数的53％到54％，诉讼中经和解解决的案件达35％；德国的和解率最低，其案件总数的75％是通过判决解决的。虽然各国的和解、调解缺席并非完全相同，但通过协商解决纠纷、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减轻法院案件过多的负担是各国法律设立调解制度的本意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预防和减少诉讼，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此，在深入法院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应提倡多做调解工作，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各类民事纠纷，同时注重对调解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而不是对其弱化或忽视。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它确定了法院调解民事案件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自愿原则；第二，合法原则；第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对于前两项原则应无异议，但对第三项调解原则，笔者以为值得商榷。
调解的本意是调和解决纠纷，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解决纠纷不伤和气的目的。民事纠纷属私权的范畴，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允许其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因为，如果案件当事人自愿调解，不要求查清事实，法院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坚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呢?许多案件在庭前调解，案件本身没有开庭查证，怎么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自行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法院或法官没有必要依职权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司法实践中大多调解案件都是在“和稀泥”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如果查明了事实，分清了是非，有理方让步的可能性反而更小。调解与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也不同，把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作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显然限制了调解作用的发挥，客观上也可能拖延调解结案的时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赋予诉讼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之前的反悔权，也就是说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双方并无约束力，调解书送达时，当事人任何一方无需任何理由均可以反悔。无论从法理上推敲还是从司法实践运行的效果而言，赋予当事人反悔权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放纵，它违背了诉讼效益原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维护法律权威，也使那些恶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有空可钻。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协议，自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即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各方应当遵照履行。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尚且如此，何故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出尔反尔呢?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应视为对争议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处分，送达仅仅是满足程序上的一种需要，不应作为实体处分生效的必备条件。无限制的反悔权容易助长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客观上也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这一原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能够调解的应当尽可能调解，对调解工作应持积极态度；二是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合法原则。在积极调解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指导思想下，我国民诉法对调解的适用范围、组织形式、步骤方式都作了较为宽泛的规定。但现行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显现出不科学、不合理之处。
一、调解无审级限制。只要当事人自愿，不管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任何审判阶段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也是鼓励用调解的方式平息纷争，促使各方友好相处。但实质上无审级限制的调解掩盖了这样一个矛盾，当判决结果对双方当事人都不利时，当事人往往通过调解来修正判判对他们带来的不利后果。这种修正在合同无效及合同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涉及追缴的判决中更为常见。当事人合意推翻一审或已生效的判决(尤其是公正判决)，损害了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因为法律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是纠正一审或已生效裁判的错误，不是为了给当事人再提供一次调解的机会。从审级分工职能要求而言，只要一审或已生效裁判实体正确，程序合法，就应当驳回上诉或申诉，这是二审或再审对一审或已生效裁判的应有态度，也是严肃执法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至于当事人之间自愿就债权债务数额多少进行调整，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和解程序解决。
二、调解程序启动的随意性。由于我国法律对调解权的行使和调解程序的启动缺乏明确的规定，承办法官与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同意，案件办到哪里，承办法官的调解工作可以做到哪里，由于超职权主义色彩的渗入，法官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较大，造成诉讼调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过于突出，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受到侵害，同时也为“强制调解”、“恣意性调解”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失去法院调解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
三、调审合二为一。我国法院调解实行的是调审结合模式，即调解与审判相互结合，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这种调解模式和运转机制有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审判效率的优势，但从另一角度看，调审结合的调解模式在实践中必然引起调解和审判二者价值的矛盾与冲突。由于调解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及地位上的优势，以合意为基础的调解常常演变为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并直接给当事人形成心理上的压力，导致调解功能的扩张和审判功能的萎缩。调解作为审判权的运行方式，会妨碍审判功能的正常发挥；审判权介入调解，则会影响当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造成“合意的贫困化”。
四、恶意调解缺乏制约措施。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合法负有当然的审查义务，但相当多的情况下调解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后，再到法院来走程序，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他人债务以诉讼调解的方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较为常见的有调解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这类案件的调解，往往是事后才发现调解目的恶意并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我国法律对这种调解行为缺乏相应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综上，我国现行调解制度虽几经修改，但在审判实践中已显现出许多不足，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及审判体制高效运转的需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改良法院调解制度已成为法律工作者的一项紧迫任务。
完善我国调解制度的构想
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持发扬司法优良传统，健全法院调解机制，提高诉讼调解功效原则，同时借鉴参考世界各国有关和解、调解制度方面的有益经验，使我们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具体修正与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在调解程序中，弱化职权主义色彩，强化当事人对诉讼的支配权。法院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双方当事人自由合意，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这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案件审理的方式是调解还是判决，应当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只有在当事人各方均表示同意调解的情况下，法官才能启动调解程序，当事人未要求调解或有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时，法官无权主动召集当事人调解，而应当进行判决。第二，调解方案应由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并在完全自由的合意中运行。法官不得主动提出调解方案，法官的职责是作为中立人，确保协议过程中各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能自由地表达真实意思，并通过参与调解过程，引导当事人在合法的原则下达成调解协议，敦促调解的进程与成功。为避免当事人拖延诉讼，无休止调解，可考虑设置调解期限，在法定期限内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法官有权决定进入判决程序。
二、实行“调审分离”，法官职能分工进一步具体化。调解主持人和判决主审人合二为一，承办案件法官双重角色是形成“强制调解”的主要原因，法官在判决前频繁接触当事人以及当事人对法官提出的调解意见的接纳态度，在可能通过法官的情感因素直接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因此，西方国家法官职能分工具体化的做法值得借鉴和思考。英美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之一，是把整个诉讼过程分为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负责调查、和解、对审前程序管理官与负责开庭、裁判的法官分而设之，有的法院还设有专事和解的法官，以此避免审判法官因开庭前与当事人接触而产生的先入为主与偏见，保证裁判的公平、公正。这种做法在我国法院体制改革过程中已被一些法院参照采用，并根据法官职能把法官分为准备法官和庭审法官。准备法官负责开庭审理前的送达、调查、保全、收集证据、调解等庭前准备工作，不再拥有审判权；庭审法官则负责案件的审理，不再参与庭前活动。实践证明，法官职能的细化有效地防止了审判法官不公不廉行为的发生，保证了法院调解时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有利于调解功能的发挥。
三、缩小调解适用范围，维护判决权威，提高二审、再审的办案效率。调解的适用范围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适用案件范围，二是适用阶段范围。就前者而言，应当摒弃毫无限制地将所有民事诉讼案件都纳入调解范围的做法，适当控制诉讼当事人行使调解权的案件范围，下列案件应考虑排除在法院调解之外：(一)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度的案件；(二)民事行为无效应当给予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合法利益，受害人未参与诉讼的案件；(四)以当事人无处分权为标的案件。在适用阶段上，笔者主张法院调解应限于一审判决之前，在其它诉讼阶段不宜再启动调解程序，这有利于防止当事人诉讼权利滥用，节约诉讼成本，也有利于杜绝法官不适当行使职权，维护公正判决的权威，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和重视一审程序，发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应有作用。
四、取消反悔权，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如前所述，反悔权有损法院调解的权威性，也徒增法院工作负担，造成无效劳动之后果。建议法律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视为调解成立，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但是，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法院调解无效确认之标准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充分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调解协议的履行对被欺诈、胁迫方明显不公；(二)调解程序违法或法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调解内容实体不公；(三)当事人恶意串通，非法行使处分权，直接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且无法补救第三人损失的；(四)调解协议违反法律原则或禁止性规定的。
五、为鼓励调解，减轻当事人负担，可以考虑对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减半收取诉讼费。
(作者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溪市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府
本溪市人民政府令第50号
《本溪市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业经本溪市人民政府第１３１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本溪市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理顺产权关系，明确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规范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是指由省、市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批准设立，并授予对国有资产具体行使选择管理者、资产受益和重大决策等出资者权利，以注册资本为限可以全额对外投资的企业法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国资委批准设立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及其投资的各类子公司。
第四条 本办法委托市国资委组织实施。
第五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是国家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设立必须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制定公司章程，规范公司行为。其章程和各项活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不承担政府的社会、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只承担投资者的所有权职能。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明确出资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关系，规范出资权行使方式，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不越权干预企业经营；
（三）促进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实行跨地区、跨行业经营，启动国家资本，搞活社会经济；
（四）打破垄断，提高投资收益，使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同其他投资者行为一致，通过公平竞争，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二章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设立
第六条 市国资委根据本级政府所监管国有资产存量情况、政府机构改革和企业改组、改制、改造情况批准设立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并授权运营。
设立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可以由组建单位向市国资委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设立；也可以由市国资委指定设立。
第七条 设立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一定数量的直属全资企业、控股企业、参股企业或集团成员企业，在全市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其授权能带动一批企业的发展；
（二）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已按国家规定完成了资产清查、资产评估、产权界定、资金核实和产权登记等工作；
（三）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授权后，有利于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和实行跨地区、跨行业经营，能够显著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益；
（四）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应具有资本运营、利益协调和重大决策能力，能够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五）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必须是国有独资公司；
（六）经核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净值应不低于２亿元人民币，也可以由市国资委根据本市情况确定；
（七）市政府规定的其它条件。
第八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按下列方式组建：
（一）将政府中具备条件的专业经济部门和行业性总公司，通过授权改组为国有独资公司；
（二）通过集中国有股权，重新组建国有独资公司；
（三）将一些具备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母公司改组为国有独资公司；
（四）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造成母子公司体制，使母公司成为国有独资公司。
第九条 设立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按下列要求申报：
（一）行业主管部门结合自身机构改革筹建的，由行业主管部门向市国资委提出申请；
（二）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筹建的，由集团公司向市国资委提出申请；
（三）非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母公司筹建的，由集团公司征得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后，向市国资委提出申请；
（四）通过集中国有股权组建的，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国资办）征得市财政局、体改委、计委、经委等部门意见后，向市国资委提出申请。
第十条 设立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即国家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须报送下列材料：
（一）书面申请。其内容包括：设立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必要性；公司组建方式；申请授权范围；资产规模及现状。
（二）实施方案。其内容包括：授权范围内企业名单；企业占用国有资产数额；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持股比例；公司领导体制及机构设置；企业改组、改造方案；母子公司管理体制；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及资源配置具体措施；财务管理和投资收益管理办法；公司内部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制度；实施步骤和预期达到的保值增值目标；需要市政府明确的计划、劳动人事、财政税收、干部管理体制等问题；需要有关部门解决的问题等。
（三）公司章程。其内容包括：公司名称和地址；注册资本额；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名称及其占有国有资产价值额；权利与义务；组织机构；财务管理制度；运营效果报告、公告制度；需要说明的内容等。
（四）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办法。
（五）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十一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设立申请由市国资办受理，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后，报市国资委批准。
市国资办组织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对授权范围内的企业进行资产清查、产权界定、资产评估、国家资本金核实、产权登记等工作。
市国资委在批准授权的文件中应明确公司名称；授权经营国有资产范围、数额；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参股子公司名称、持股比例；领导体制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
第十二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工商登记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关规定进行，其注册资本应当是市国资委批准纳入该公司各企业的国家资本总和。
第三章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对其投资形成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子公司，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
第十四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主要权利：
（一）行使出资者的权利，持有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产权，并依据产权关系决定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方针、经营方向、领导体制并选择经营者；
（二）通过向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子公司委派产权代表、董事，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监督国有资产的经营；
（三）依据所持产权收取资产收益，并向市国资委提出资产收益投资使用计划和建议，按照批准的计划组织资产收益上缴和再投资等具体工作；
（四）负责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运作、产权调整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
（五）核定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合并、分立、中外合资、产权重组、资产抵押担保等事宜，按规定向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告并办理有关报批手续；
（六）负责核定、考核子公司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并制定奖惩办法；
（七）在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经营终止时，依法分得剩余财产；
（八）市国资委授予的其它权利。
第十五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对其拥有的国有全资子公司除履行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之外，还可行使下列权利：
（一）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制定和批准公司章程；
（二）按照董事会任期委派或更换董事，指定董事长或副董事长；
（三）决定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减资本、资产转让和公司债券发行方案。
第十六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对市国资委承担下列义务：
（一）服从市国资委领导，接受其检查、监督、考核，定期报告资产经营及其保值增值状况，定期签订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责任状，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对外投资收益率、资本金利润率、资本金利税率等考核指标；
（二）服从市国资委关于国有资产运营机构设立、合并、分立、解散和资本增减的决定；
（三）服从市国资委委派董事会成员、董事长、副董事长和监督机构及审核批准监事会主席等决定。
第十七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对本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承担下列义务：
（一）贯彻执行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各项规定，按受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督；
（二）清查本公司财产，核实资本金，并定期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送资产统计报表，申办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三）履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单位的职责，按规定向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报告资产运营情况和报送财务报表；
（四）根据国家规定，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上缴产权收益；
（五）在资产经营形式和产权变动时，按照国家规定履行资产评估、资产划转、变动产权登记等报批手续。
第十八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对本级政府社会经济管理部门承担以下义务：
（一）接受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
（二）遵守行业管理各项规定；
（三）接受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
第十九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对其投资企业承担以下义务：
（一）按其出资额承担财产的有限责任；
（二）维护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
（三）帮助子公司抵制非法的行政干预和摊派；
（四）帮助子公司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开拓国内外市场；
（五）对子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第四章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组织形式
第二十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是国有独资公司，行使和承担本办法第三章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每届任期３年，董事可以连任。
董事会成员为３至９人，由市国资委按法定程序委派或更换。
董事会设董事长１人，根据需要也可设副董事长。
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一条 市国资委依照《本溪市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向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派出监事会，对其资产运营情况实施监督。
第二十二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实行总经理及部门经理岗位责任制。总经理由董事会按法定程序聘任和解聘；部门经理由总经理聘任和解聘；董事长可以兼任总经理。
第二十三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未经市国资委同意不得兼任其他经营组织的负责人。
第二十四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办事机构及其人员编制，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置，由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申报，经市国资办审核，报市国资委批准。
第五章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财务管理
第二十五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必须按照《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财务管理和核算，具体会计处理按财政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设投资项目明细表，明细表应按投资项目分别反映项目名称、投资额、投资对象的注册资本以及本公司投资收益率、投资分红率、分红额、现有权益额等。
第二十七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其投资的各类子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第二十八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投资的各类子公司应分别缴纳所得税。由子公司上缴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利润或股利，不再重复交纳所得税。
第二十九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投资的各类子公司上交的产权收益，由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统一收缴。国有资产运营机构要将投资和产权转让净收益（不含原注册资本）作为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主要内容。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依照法定程序批准生效后，由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组织实施。
第三十条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所需经费经市国资办核定后，可在子公司上缴的税后利润或股利中提取（从政府部门分离人员的经费按有关规定执行），经费列支按《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列入成本。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营责任考核奖惩办法及国有资产统计、评价、监测办法由市国资办另行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